太阳已经偏西了，客厅里的光线变得柔软，尘埃在光柱里缓缓地浮沉。妻坐在沙发上，膝上摊着个本子，密密麻麻地记着些事项。她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揉着眉心说：“囍字还要买几个小的，贴在那几扇玻璃门上。”儿子在旁边应了一声，低头在手机上飞快地搜索着。

　　这些日子，我们家就是这样。儿子女朋友的一个建议，一个想法，到了我们这里就成了全家总动员的大事。从前只是我们两口子商量着办，如今三个人——儿子也真正地参与进来了，像模像样地做着一个大人。客厅的茶几上堆着好几本婚礼策划的册子，还有几叠不同质地、不同红色的囍字样品。大红的、暗红的、烫金的、绒面的，大的如面盆，小的如杯口，散散地铺了一桌。妻是个细致人，每一张都要对着光看，用手指摩挲，怕颜色不正，怕粘性不好，怕过些日子会翘边。

　　昨天为了婚礼现场的一处花艺布置，儿子和女朋友在电话里商量了许久。挂了电话，他又和我们讨论，说想要那种“不刻意”的雅致。妻不大懂什么叫不刻意，只是翻出手机里存的几十张图片，一张张指给他看：“这个是满天星配白玫瑰，那个是绿桔梗……”最后定下来的是淡粉和白色相间的绣球，辅以细碎的满天星。儿子说这样好，清淡里透着喜气。妻便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说：“你们喜欢就好。”

　　今天一早，我们去了趟婚庆公司。经理是个干练的年轻女子，语速很快，方案一套套的。我们三个并排坐着，像三方会谈似的，听着，问着，商量着。从迎宾区的签到台，到主舞台的灯光，再到T台的宽度——太窄了婚纱摆不开，太宽了又占地方。每一项都要细细地磨。妻偶尔看我一眼，那眼神里有询问，也有某种踏实。我知道她的意思：这一生，我们就是这么商量着过来的，柴米油盐，儿女读书，如今是儿女的婚事了。

　　回来的路上，儿子开车，我和妻坐在后座。车窗外的梧桐树正在落叶，一片一片，不急不缓。妻忽然说：“记得我们结婚那会儿，哪有什么婚庆公司，就请亲戚来家吃顿饭，被子是自己弹的棉花，脸盆是搪瓷的……”她顿了顿，又说，“可是那天你穿了件新做的中山装，站在巷口等我，我心里就觉得很好了。”

　　我没有说话。三十多年了，那天的阳光是薄薄的秋阳，巷子口有桂花香。她穿着红袄，辫子上系着红绸，走过来的时候，低着头，嘴角却带着笑。

　　车子在红灯前停下。儿子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们一眼，笑着说：“爸，妈，你们那时候也这么折腾吗？”

　　“折腾？”妻也笑了，“你爸那时候可比你们能折腾。结婚前一周，非要把家里的墙重新粉刷一遍，石灰不够，又去借，结果刷到半夜才刷完，第二天一早还要上班。”

　　儿子哈哈大笑。我也笑了。原来那些辛苦，隔了三十年回望，都成了甜的。

　　晚饭后，我们又在客厅里忙开了。妻把那几个囍字摆在茶几上，反复比较着角度；儿子在电脑上设计电子请柬，一会儿问字体大小，一会儿问照片选哪张；我把婚礼流程表又看了一遍，在几个时间点旁做了记号。客厅的灯很亮，照着三个人的侧影，照着满桌的红。外面起了风，阳台上晾晒的衣物轻轻摆动，像在为这场即将到来的喜事打着拍子。

　　夜深了，儿子回房休息。妻收拾着桌上的零碎，忽然轻声说：“等孩子们结了婚，我们就真的老了。”

　　我把手覆在她的手背上。她的手背有了些细纹，但依然温暖。

　　“老就老吧，”我说，“这样忙着，挺好的。”

　　她没有回答，只是静静地靠在我肩上。茶几上那张最大的囍字，在台灯光下泛着柔和的红光。我想起许多年前那个刷墙的深夜，石灰水的气味，还有她递给我毛巾时，指尖的温度。原来幸福就是这样——年轻时为自己忙碌，年长了为儿女忙碌，忙碌里都藏着相同的心意。

　　知足，大约就是知道这一生要为什么人、什么事去付出，并且心甘情愿地、欢喜地付出着。

　　窗外的月亮升起来了，淡淡的清辉。而我们的客厅里，依然亮着灯，亮着那一片暖融融的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