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芬在走廊尽头的开水房站着，热水壶在她手里嗡嗡震动。

　　十二床那个老太太又按铃了。

　　她没急着过去。壶里的水刚烧开，她要给五床的爷爷冲藕粉，五床家属每次来都给她塞水果，这事儿得排在前面。至于十二床——反正没人来看，多等一会儿又能怎么着。

　　水开了，跳闸。她慢悠悠冲好藕粉，端去五床，又站在床边和家属聊了几句今天天气好、老爷子气色不错。藕粉烫，得晾一晾，家属又往她兜里塞了个橘子。

　　然后她才往十二床走。

　　走廊不短，从东头到西头，经过十一间病房。李秀芬走得不快，四十六岁了，膝盖开始不顶用，早上蹲着给三床倒尿盆，站起来的时候眼冒金星。她一只手撑着门框，缓了几秒才过去。

　　十二床的呼叫灯还在闪，红得扎眼。

　　推门进去，老太太侧躺在床上，脸朝着窗户，后脑勺对着她。窗帘没拉开，屋里暗沉沉的。

　　“又咋了？”

　　老太太没回头，声音像是从枕头里闷出来的：“想上厕所。”

　　“二十分钟前不是刚上过？”

　　“没上出来。”

　　李秀芬站在床边，没动。老太太的头发白得像芦花，稀稀疏疏贴在枕头上，后脑勺那一块儿露出青白的头皮。住院三个月，头发没人给她梳，早打结了。

　　“你这膀胱有毛病，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谁经得起这么折腾。”她把热水壶往床头柜上一顿，声响不小，“自己起来，我扶你去。”

　　老太太慢慢撑起身，动作很慢，慢到李秀芬没了耐心，直接拽着她胳膊往上提。老太太轻得吓人，像一袋子干柴。

　　厕所在病房里头，几步路，老太太走了快两分钟。每走一步，李秀芬就觉得自己手上的力气加重一分，不是搀，是拖。

　　坐到马桶上，老太太垂着头，半天没动静。

　　“你倒是尿啊。”

　　“没尿了。”

　　李秀芬一口气堵在胸口，不上不下。她看着老太太那截露在病号服外面的脖颈，皮肤薄得像宣纸，青筋一根一根的。她想，这张纸她撕一下，是不是就破了。

　　“没尿你按什么铃？”她把声音压得很低，低到从喉咙里挤出来。

　　老太太不说话。

　　李秀芬把她扶回床上，盖好被子，转身要走。走到门口，背后传来一句很轻的话：

　　“我害怕一个人。”

　　李秀芬顿了顿，没回头。

　　害怕。谁不害怕。她怕的事情多了，怕儿子明年高考考不上，怕婆婆这个月的医药费又涨了，怕丈夫的建筑工地这个月不开工。怕有用吗？

　　她带上门，把那句害怕关在屋里。

　　下午三点，护工交接班，李秀芬去食堂吃饭。西红柿炒鸡蛋盖饭，七块五，她舀了一勺饭进嘴，没尝出味道。

　　十二床的老太太姓周，病历上写着八十二岁，脑梗后遗症，右侧肢体活动不利。入院三个月，没有家属陪护，也没有家属探视。

　　一开始李秀芬不是这样的。

　　第一个月，她每天给老太太擦身、翻身、按摩僵硬的那条腿。她自己老娘也八十一了，在老家瘫着，全靠弟媳妇照料。她帮不了自己老娘，看着老太太就想起老娘，干活格外尽心。

　　那时候她还会跟老太太说话。问老太太几个孩子，老太太说三个，老大女儿在深圳，老二儿子在杭州，老三儿子——老太太说到这儿就停住了，眼神往窗外飘。

　　“小儿子呢？”李秀芬问。

　　老太太没回答。

　　后来她就不问了。

　　第二个月，老太太的女儿来办过一次住院手续，待了不到二十分钟，接了个电话就走了。李秀芬追出去问，大姐，老人这儿您不留个人？那女儿穿着高跟鞋，走太快，走廊地砖光滑，笃笃笃的声音急促又稳当。她回头看了李秀芬一眼，眼神复杂，只说了一句：“我有我的难处。”

　　高跟鞋的声音消失在电梯间。

　　从那以后，再没人来过。

　　缴费都是老太太自己办。李秀芬后来才知道，老太太手机里绑着卡，退休工资每月六千多，住院费直接从卡里扣。她能自理，脑子也清醒，就是右边身子不利索，需要人搭把手。

　　但这搭把手，搭着搭着就成了理所当然。

　　李秀芬开始不耐烦了。她每天要照顾八个病人，翻身、喂饭、接尿、擦身，从早六点到晚六点，腿没停过。其他病人有家属陪，家属在的时候她能喘口气。唯独十二床，永远只有老太太一个人。

　　按铃最勤的是她，事情最少的也是她。叫了人过去，不过是枕头歪了要扶正，水凉了要换热的，或者干脆就是那句“我害怕”。

　　李秀芬听多了，害怕这个词在她耳朵里磨出了茧子。

　　“怕什么？”有一次她忍不住问。

　　老太太看着她，眼窝深陷，眼珠却还清亮，像一潭冬天没结冰的水。

　　“怕死。”老太太说。

　　李秀芬没接话。她想起自己老娘，瘫在床上三年，也常说怕死。她打电话回去，老娘在电话里哭，说闺女你回来看看我。她说好，说了三年，一次没回。

　　不是不想回。回一趟要路费，要请假，扣工资，儿子下学期的补习费还差三千。她把钱转给弟媳妇，说嫂子你替我给我娘买点好吃的。弟媳妇收了钱，发来一张老娘喝粥的照片。

　　她把照片删了。

　　那天晚上，老太太又按铃。李秀芬进屋，闻到一股异味。老太太大便失禁了。

　　李秀芬站在床边，没动。

　　一整天了，她早上六点出门，晚上八点才能下班。十二床的铃今天响了六次，这是第七次。她的腰在隐隐作痛，膝盖像灌了铅。食堂的盖浇饭咸了，她一下午灌了三杯水还是口干。儿子发微信说月考成绩出来了，年级两百一十三名，比上次退步四十名。

　　她想发火，不知道该冲谁发。

　　老太太躺在床上，被子里露出愧疚的眼神。那眼神太熟了，像老家瘫在床上的老娘，像她每次打电话说“下次回”时电话那头的沉默。

　　李秀芬掀开被子。

　　换床单、换裤子、擦身。老太太配合地抬起腰，但抬不高，李秀芬得用力托。擦到一半，老太太说：“我自己来。”

　　她的手抖，够不到身后。

　　李秀芬没说话，三两下擦完，把脏床单卷成一团，扔在地上。动作很大，砰的一声。

　　老太太小声说：“麻烦你了。”

　　李秀芬没应声。

　　就是从那天起，扇耳光的事发生了。

　　第一次是上午十点多。李秀芬刚给三床换完药，去给老太太送降压药。老太太把药含在嘴里，李秀芬转身去倒水，回头看见老太太把药压在舌头底下，根本没咽。

　　“你吐了？”

　　老太太不吭声。

　　李秀芬把水杯往床头柜上一顿，水溅出来，洒在桌面上。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生气。可能是这三个月积攒的，可能是别处带来的。她压低声音：“你这药多贵你知道吗？你不想吃就别开，开了别糟蹋。”

　　老太太还是不说话。

　　李秀芬伸手去掰她的嘴。老太太往后躲，躲不开，李秀芬的手指塞进她嘴角，把那颗湿漉漉的药丸抠了出来。

　　然后她的手不知怎么就扬了起来。

　　啪的一声。

　　不重。像拍灰尘。但声音清脆。

　　老太太愣住了。李秀芬自己也愣住了。

　　空气凝滞了几秒。李秀芬把手收回去，攥紧，垂在身侧。她没道歉，也没解释。她把那颗沾着口水的药丸扔进垃圾桶，重新倒了一颗，放在老太太手心。

　　“咽下去。”

　　老太太咽了。

　　之后这种事就没断过。

　　说没断过也不准确，不是每天都打。有时候是推搡，老太太下床慢，她等不及，拽着胳膊把人拖起来，拖得太急，老太太踉跄一下，额头磕在床栏上，青了一块。

　　有时候是骂。老太太夜里按铃，她披着外套进来，走廊的灯照着她的脸，半边明半边暗。她说你知不知道我白天累成什么样，你知不知道我儿子要高考了，你知不知道我婆婆还瘫在床上？

　　老太太不知道。老太太只是看着她，不说话。

　　那种眼神让李秀芬更烦躁。那不是愤怒，不是委屈，是一种近乎悲悯的平静。好像在说，我知道你也不容易。

　　李秀芬不需要这种悲悯。她需要的是——她也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可能是一个正常的、不会半夜按铃的病人。可能是每个月多两千块钱工资。可能是婆婆的老年痴呆症忽然好了。

　　但什么都没有。

　　所以她把气撒在了老太太身上。

　　有一回她拽老太太头发了。老太太坐床边，她给梳头，头发打结太死，梳子卡住。她用力扯，老太太嘶了一声，身子一歪。李秀芬松了梳子，拽着那撮白发使劲一拉，老太太整个人往后仰。

　　后来那撮头发就不在了。李秀芬剪掉的，剪完扔进垃圾桶，拿床单盖住。老太太没问，她也没说。

　　也有饿肚子的时候。有几天老太太胃口不好，吃不下饭。李秀芬喂两口，老太太偏开头，说饱了。李秀芬把勺子往碗里一扔，说那别吃了。中午那顿饭就撤了。

　　晚饭送过来，老太太还是只吃两口。李秀芬又把碗收了。

　　第二天早上，老太太饿得手抖，喝粥的时候洒了一半。

　　李秀芬站在旁边看着，没帮她擦。

　　她不是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样。有时候夜里睡不着，想起自己白天做的事，背上冒冷汗。她想，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她想起年轻时在老家，邻居有个孤寡老人，她放学路过会帮老人提水，老人给她一把炒花生。那时候她觉得照顾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

　　现在她觉得老人是负担，是拖累，是永远不会停的按铃声。

　　她想，等儿子考上大学，我就不干了。回老家，伺候老娘去。

　　但儿子还有一年才高考。这一年里，她还得干。

　　老太太的身体越来越差了。

　　不是病重那种差。是精神上的一种萎靡。她不再主动按铃了。白天就侧躺着，脸朝窗户。窗户外面是住院部的天井，种着几棵香樟树，叶子落光了也没人来扫。她就那么看着，一看一整天。

　　李秀芬给她送饭，她吃。喂药，她咽。翻身，她配合。但她不说话，也不看李秀芬。

　　有一回李秀芬给她擦身，发现她脊背上有几块青紫。不重，淡淡的，像褪色的水墨。李秀芬知道那是自己前几天拽她留下的。她伸手去摸，指尖刚碰到皮肤，老太太轻轻颤了一下。

　　就那一下。

　　李秀芬收回手，继续擦身，没说话。

　　她想，她大概恨我了。

　　她接着想，恨就恨吧。反正也没人来看她，她恨也只能在心里恨，说不出口，没人听。

　　十二月十五号，医生查房，说老太太情况稳定，可以出院了。

　　李秀芬在门口听见的。她站在走廊上，手里攥着要给三床换的床单，攥得太紧，指节发白。

　　老太太说，好。

　　医生说，通知家属来接了吗？

　　老太太说，通知了。

　　医生问，谁来？

　　老太太说，小儿子。

　　李秀芬站在门外，听见这句话，嘴角撇了一下。小儿子。住院三个月，别说小儿子，大儿子、大女儿，一个鬼影子都没见过。现在要出院了，倒是有小儿子了。

　　她没当真。

　　出院那天是十二月十八号，星期三。

　　早上李秀芬帮老太太穿衣服。衣服是老太太自己准备的，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头柜里。不是病号服，是自己带来的——一件深灰的棉袄，领口磨得有点发白，洗得很干净，闻着有樟木箱的味道。

　　李秀芬给老太太套袖子。老太太右边胳膊抬不起来，她托着那只僵硬的胳膊，慢慢往里塞。棉袄有点厚，袖口窄，她塞了好一会儿。

　　老太太今天特别安静。不是之前那种萎靡的安静，是另一种。像一潭水，没有风，没有涟漪，深不见底。

　　穿好棉袄，李秀芬去办出院手续。回来后，老太太已经自己坐在床边，头发梳过了，整整齐齐别在耳后。脚边放着一个旧帆布包，拉链拉了一半，露出里面的病历本和保温杯。

　　李秀芬站在床尾，看着她。

　　“你小儿子什么时候来？”

　　老太太没看表，也没看窗外。她看着自己放在膝上的手，说：“会来的。”

　　李秀芬把出院单据递给她。老太太接过来，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帆布包的侧袋。动作很慢，但稳。

　　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李秀芬。

　　那是三个月来李秀芬第一次和她对视。之前老太太看她的眼神总是躲闪的，歉疚的，像做错事的孩子。今天不是。今天那双眼睛平静极了，像结了一层薄冰的河面。

　　“我小儿子，”老太太说，声音不高，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是不会饶了你的。”

　　李秀芬愣住了。

　　不是害怕。是错愕。这三个月里，老太太从没说过一句重话。挨打的时候不吭声，挨饿的时候不吭声，头发被拽掉的时候也只是轻轻嘶一声。李秀芬以为她软弱，以为她认命。

　　她没料到老太太会有这样的眼神。

　　但那错愕只持续了几秒。李秀芬回过神来，嘴角浮起一丝笑，不是真笑，是那种混了太多年底层、见惯了人情冷暖之后，皮肉自动扯出的防御姿态。

　　“三个月都没人来看你，”她说，“你小儿子早把你忘了。”

　　老太太没反驳。

　　她垂下眼睛，看着自己膝上的那只手。窗外的光照进来，照在她灰白的头发上，像落了一层薄雪。

　　走廊那头传来脚步声。

　　李秀芬没在意。她等着老太太再说点什么，或者哭，或者继续那样平静地看她。但老太太什么都没做。她只是慢慢站起来，拎起脚边的帆布包，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

　　走廊的光从门缝里挤进来，把她的背影切成一道细长的剪影。李秀芬第一次发现，老太太其实很高，只是这三个月一直躺着、弓着，她几乎忘了人站着应该是什么样。

　　老太太推开门，走了出去。

　　李秀芬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老太太换下来的病号服。那衣服洗过太多次，布料薄得透光，领口松垮垮的。她攥了一会儿，把它扔进洗衣筐。

　　下班时间是五点半。

　　李秀芬去更衣室换了自己的衣服，洗了手，跟夜班护工交接完，从住院部后门出去。她每天走这条路，近，穿过自行车棚就是公交站。

　　今天不知怎么，绕到了前门。

　　前门是住院部正门，门口有个小广场，摆着几排塑料椅，供病人和家属等车。傍晚光线暗了，路灯刚亮，昏黄的光拢成一个个晕圈。

　　李秀芬走出去。

　　门口停着一辆车。

　　黑色，车身很长，洗得很干净，在灰蒙蒙的傍晚泛着低调的漆光。李秀芬不懂车，但认得那个标——她在医院门口见过，偶尔有穿得很体面的人从这种车上下来，拎着果篮和鲜花，皮鞋锃亮，踩着走廊地砖笃笃笃地走。

　　她瞥了一眼，没在意，继续往公交站走。

　　走出几步，她停住了。

　　她看见车牌。

　　五个8。

　　像一排并列的月亮，在暮色里闪着冷白的光。

　　李秀芬站在那儿，风灌进领口，她没觉得冷。

　　车门开了。

　　后座下来一个人。

　　是个男人，四十岁上下，穿着深灰色的大衣，没系扣子，里面是黑色毛衣。他站在车边，没有东张西望，也没有打电话，只是站着。

　　然后李秀芬看见老太太从门诊大厅的台阶上走下来。

　　她走得很慢。右边身子不灵便，每一步都有点拖。那个男人没有迎上去，也没有催促。他站在原地，等。

　　老太太走近了。

　　隔着三五步的距离，她停下来，抬头看着那个男人。

　　灯光照在他脸上。李秀芬看不清他的表情，只看见他弯下腰，从老太太手里接过那只旧帆布包。

　　然后他伸出手，扶住了老太太的胳膊。

　　不是搀，是扶。稳稳的，像扶一件易碎的瓷器。

　　老太太没回头。她上了车，车门关上，黑色的车身平滑地驶入暮色，尾灯亮了一下，转出医院大门，消失了。

　　李秀芬还站在原地。

　　公交站有人在排队，车来了，人们挤上去，又一辆开走了。她没有动。

　　后来她怎么回的家，她不记得了。

　　只记得那天晚上，她坐在出租屋的床沿上，没开灯。窗外对面楼里亮着千家万户的灯，电视的声音、炒菜的声音、小孩哭闹的声音，隔了老远，闷闷的传过来。

　　她儿子在隔壁房间写作业，台灯的光从门缝底下漏出来，细细一条。

　　她就着那道光，坐了很久。

　　手机在兜里震了一下。

　　她掏出来看。是儿子发的微信，问她明天回不回家吃饭。她说回。

　　发完这条消息，她把手机放在床上，又坐了很久。

　　然后她忽然想起，老太太出院那天，她塞在老太太帆布包侧袋里的出院单据。

　　单据上有家属联系电话那一栏。她填过，三个月前入院的时候填的，字迹潦草，她早忘了填的是什么。

　　此刻她想起来了。

　　那一栏是空的。

　　之后的日子照常过。

　　李秀芬还是六点起，倒尿盆、打水、送饭、翻身、接铃。医院里永远有按不完的铃，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十二床住进了新病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工伤，腿断了，老婆日夜陪着。李秀芬给那男人换药，他老婆在旁边端水递毛巾，一口一个“谢谢李姐”。

　　李姐。她应着，脸上堆着笑。

　　有时候她会想起老太太。想她现在在哪，住什么房子，谁给她梳头，谁扶她上厕所。那个开黑色轿车的男人，真的是她小儿子吗？

　　三个月没人探望是真的。可那人接她时那稳稳的、小心翼翼的姿态，也不像是假的。

　　她不明白。

　　有一天夜里她失眠，躺着想这事，想着想着忽然想起老太太说过的一句话。

　　那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她给老太太喂药，老太太咽下去，忽然说：“我小儿子小时候最怕黑。”

　　李秀芬没当回事，随口接：“小孩都怕黑。”

　　老太太说：“他不光是怕黑。他怕的是一个人。”

　　当时李秀芬没在意。现在她忽然想起这句话，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说不上来是什么。

　　腊月二十六，医院里病人少了，能出院的都出院回家过年了。李秀芬请了两天假，回老家。

　　三年没回了。老娘瘦得脱了相，握着她的手不放，眼泪顺着眼角的皱纹流，流到耳朵边。她拿毛巾给老娘擦脸，擦一下，叫一声“娘”，老娘应一声。

　　弟媳妇在灶屋做饭，锅铲碰着铁锅，叮当响。她丈夫在院子里抽烟，见她出来，掐了烟头，说了一句：“回来啦。”

　　她说嗯。

　　年夜饭，老娘只能喝粥。她端着碗，一勺一勺喂。老娘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有了光。

　　“闺女，”老娘说，“你瘦了。”

　　她说没瘦。

　　老娘说：“你累。”

　　她没说话。

　　老娘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握住她的手腕。那只手干枯得像老树皮，却烫得惊人。老娘发烧了。

　　她连夜把老娘送进镇医院。急诊室灯火通明，医生说是肺部感染，要住院。她去缴费，银行卡余额跳出来，她看了三秒，把卡收回去，换了另一张。

　　老娘住院六天，她陪了六天。喂饭、翻身、接尿、擦身。夜里老娘睡不安稳，一小时醒一次，醒了就叫她。

　　“闺女，你在吗？”

　　“在。”

　　“你别走。”

　　“不走。”

　　老娘出院那天，太阳很好。她扶着老娘坐进弟媳妇家的面包车，老娘回头看她，嘴唇翕动，没说出话。

　　她说：“娘，我过些日子再回。”

　　车开走了。她站在医院门口，手揣在棉袄兜里，站了很久。

　　初八回城。她继续上班。

　　日子流水一样过。十二床的男人出院了，十三床住进一个新病人。护工这行，病人来了又走，床位满了又空。没人提起三个月前那个头发灰白的老太太。

　　李秀芬有时候想，那件事是不是过去了。

　　她没等来任何追究。老太太没说，小儿子也没来。医院没接到投诉，领导没找她谈话。一切就像没发生过。

　　她应该松一口气。

　　可她松不了。

　　那老太太的眼神，那句平静得像在说天气的话，那辆黑色轿车，那五个8的车牌——它们像钉在她视网膜上的影子，闭眼就看见。

　　她开始失眠。夜里睡不着，就翻手机。有一天，她鬼使神差地在搜索栏里输入那五个8。

　　搜索结果跳出来的一瞬间，她手抖了一下。

　　那是一个企业法人的名字。页面很干净，只有几行字：周某某，某某集团董事长，某某慈善基金会创始人。

　　下面附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四十出头，穿深色西装，没笑，眉眼温和。

　　她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

　　那就是医院门口站着的男人。那就是老太太的小儿子。

　　她往下翻。有一条新闻是三年前的，标题很短：周某某捐资五千万建设家乡养老院。

　　新闻里有一句话，她看了很久。

　　“周某某在动工仪式上表示，母亲年轻时守寡，独自抚养三个孩子成人，如今自己最大的心愿是让母亲安享晚年。”

　　她放下手机。

　　窗外天快亮了，对面楼的轮廓在晨曦里一点一点清晰起来。她坐在床沿，听着隔壁儿子均匀的呼吸声，听着楼下早点铺子拉开卷帘门的刺耳声响。

　　那个心愿，后来怎么样了。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老太太在医院躺了三个月，没有一个人来探望。

　　那家养老院后来建成没有，她不知道。

　　老太太和小儿子后来怎么样了，她也不知道。

　　她只知道，三月十七号，她的银行账户收到一笔转账。

　　数目很大。

　　大到她数了三遍才确认位数。

　　转账附言栏里有两行字，没有抬头，没有落款。

　　第一行是住院三个月的护工费。按日结算，每天一千二。

　　第二行是那撮头发的钱。按根算，一根一百。

　　她看着那两行字，看了很久。

　　窗外阳光很好，照在她粗糙的手背上，照进她眼眶里那些没流下来的水光里。

　　她没有回这笔钱。也没有回任何消息。

　　因为对方没留联系方式。

　　只有那两行字，躺在附言栏里，像三个月前老太太坐在床沿，平静地、一字一字地说：

　　我小儿子是不会饶了你的。

　　她一直以为那话是说给她听的。

　　现在她知道了，那不是威胁，也不是诅咒。

　　那是一句陈述。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