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潘汉年被捕，仅仅一个多月后，5月19日，董慧就在上海统战部的处级岗位上被公安部逮捕，理由只有一个：她是潘汉年的战友和妻子。6月26日，董慧被押入狱，这一坐就是七年。1962年，她接到了中央公安部的结论——“参与潘汉年内奸活动，但不追究刑事责任，宽大释放”，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

　　出狱后，身边不少人劝她和潘汉年离婚，说这样就能恢复党籍和原来的职位，甚至有人点明这是摆脱牵连的最好办法。董慧听到这些劝说时，只是冷笑了一声，反问：“为了荣华？为了富贵？我连生命也视若等闲了！” 她和好友张丽敏聊天时说得更直白：“就算我倒足了霉，也不应该撇下潘汉年一个人过；要享福的话，当年我就不会去延安了。” 那时的她还没想到，这句话会成为往后岁月的写照。

　　董慧本不必走上这样一条坎坷路。她原名董奉然，1918年出生在香港一个爱国实业家家庭，父亲是香港总商会会长、道亨银行董事长，妥妥的“千金小姐”。如果顺着原生家庭的轨迹，她本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但民族危难的年代让她改了主意。中学时在广州培道中学受到进步思想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从北平流亡到西安，主动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1938年1月入党，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转入马列学院，再后来进入中央社会部的隐蔽战线干部训练班，就是在这里，她遇到了潘汉年。

　　1938年10月，潘汉年到延安干部训练班作报告，讲授隐蔽战线斗争历史。这位三十出头却历经风雨的革命者，让董慧心生敬慕。当时潘汉年已是党内资深的隐蔽战线领导者，从上海的进步文化运动到中央特科的重建，从护送领导同志转移到敌后统战工作，他的经历充满传奇。1939年，党中央派潘汉年返回上海统筹南方隐蔽战线工作，需要一名可靠的机要助手，董慧成了最佳人选——她的家庭背景能提供安全掩护，父亲的银行可作为联络点，而她的坚定信仰和细致作风，让组织完全信任。

　　工作中的朝夕相处，让两人在共同的理想中萌生了感情。潘汉年解除了早年父母包办的婚姻，1942年，上海沦陷时期，两人在上海完成秘密结婚登记，结为夫妻。解放战争胜利后，潘汉年曾任上海市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当时陈毅担任市长，潘汉年分管统战、外事、文化等工作，董慧也随他到上海任职，那段时光成了两人难得的安稳岁月。可谁也没想到，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潘汉年案的指控有三条：1936年投降国民党、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并会见汪精卫、上海解放后掩护特务并供给情报引发“二六大轰炸”。其中1943年潘汉年在南京会见汪精卫一事，他事后未及时向中央详细汇报，这是他本人承认的唯一错误，其余指控均无实据。参与审判的法官后来回忆，案卷中能作为证据的材料少得可怜，不少指控漏洞百出。潘汉年只承认会见汪精卫的相关失误，其余一概否认，直到后来有人告知“认罪就能放人”，他才在庭审中认下了所有罪名。1963年1月9日，不公开的特殊法庭宣判后，潘汉年被假释出狱，和早一年释放的董慧一同被安置在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这是国营农场，并非劳改农场。1965年，两人又被迁往江苏常熟虞山农场，这段时间成了他们晚年最自由快乐的日子，能自由探亲访友、进城游览。

　　劝董慧离婚的人里，有亲友，也有考虑到她处境的人。她的兄长在香港得知她出狱后，特意写信让她去香港居住，远离是非，但董慧拒绝了。她心里清楚，离婚或许能让自己摆脱“潘汉年妻子”的标签，恢复身份待遇，但她放不下那个和自己并肩走过白色恐怖、共同经历革命风雨的人。潘汉年曾对人说：“阿董是最冤枉了，我犯了错误，关她什么事，她却也陪坐了几年牢监。” 这份愧疚，董慧却从未放在心上，她只记得两人在上海、香港开展地下工作时，她的家是联络点，父亲的银行是掩护，所有情报传递、经费周转都由她一手经办的日子。

　　董慧一直没放弃自己的党员身份，她的党籍只是被“停止”，从未被开除。到后续安置地后，她多次向相关部门来人说明情况，粉碎“四人帮”后也反复提出，但始终没有回音。可即便如此，她也没动摇过。1967年，政治风浪再起，她和潘汉年一道被重新关进秦城监狱，这一次又是八年。1975年3月，潘汉年被特赦，从秦城监狱释放，安置到湖南耒阳洣江茶场进行监外安置，1977年4月14日在该茶场因病去世。而董慧此时仍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1979年才二次出狱，随后才得知潘汉年的死讯。

　　1982年，潘汉年冤案终于平反，中央承认他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些当年被隐藏的证据——潘汉年向中央的请示电报、王明派他联络的信件、周恩来和李克农当年的反证报告，都一一浮出水面，证明了他的清白。而董慧，这位蒙冤二十多年的女性，用一生践行了当年的承诺。她曾对张丽敏说：“好在没有子女拖累，将来两个老人死后，埋在一起算了。” 这个愿望最终得以实现，两人的骨灰一同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