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案件，很多时候都需要进行鉴定！这时候问题来了，如果当事人对鉴定意见不认可，可否申请进行重新鉴定？

　　为便于理解，下面通过一则具体判例来说明！

　　（2025）辽03民终3142号

　　在某交通路口。驾驶员吴某驾驶小型轿车，在行经人行横道时，未依法停车礼让正在通行的行人来某。

　　车辆前部与行人来某身体发生碰撞，导致来某受伤。

　　经交警部门认定，吴某的违法行为是导致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行人来某无违法行为，无责任。

　　事故造成来某 “闭合性颅脑损伤中型、右局灶性大脑挫裂伤、右创伤性硬膜下出血” 等严重损伤。其既往病史记载有“左脑梗死后遗症”。

　　来某因此次事故住院治疗，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等直接损失。

　　为确定事故造成的长期后果，经法定程序委托 “某司法鉴定中心” 进行鉴定。

　　核心鉴定意见认为，来某所患的 “器质性精神障碍：智能损害综合征” 与本次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并据此评定其构成 “精神七级伤残” 。同时，该鉴定明确了误工期、护理期和营养期。

　　来某将驾驶员吴某及吴某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2万余元。一审法院完全采信了上述司法鉴定意见，计算了包括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在内的全部损失，判决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进行赔付。

　　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鉴定结论是否有效？保险公司认为来某的精神七级伤残鉴定结论依据不足，鉴定中未充分进行伪装识别，且其自身有脑梗病史，要求重新鉴定。

　　事故与疾病的参与度划分？保险公司主张来某的损害后果与其自身疾病有关，应划分事故与疾病的参与度，从而减轻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

　　鉴定机构及人员具备法定资质，委托程序符合规定，鉴定意见书形式完备。针对保险公司提出的书面异议，原鉴定机构已作出了正式的书面解释和说明，履行了法定答疑义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启动重新鉴定必须证明存在“鉴定人无资格、程序严重违法、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等法定硬性瑕疵。本案中，保险公司仅提出主观质疑，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上述任一法定情形。

　　因此，法院认为一审采信该鉴定意见并无不当，驳回了保险公司要求重新鉴定的申请。

　　法院承认，从医学角度看，来某的“脑梗死后遗症”体质可能对最终的精神障碍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属于事实上的因素关联。

　　法院在本案中明确援引并遵循了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24号” 所确立的裁判规则。受害人的自身体质或既有疾病是其存在的客观状态，并非其主观上故意或过失引发的“过错”。

　　本案损害后果发生的法律上的直接、必要原因是吴某实施的违法驾驶行为。只要侵权行为是损害发生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侵权人即应对全部损害后果负责。

　　因此，无需也无法对“事故”与“疾病”进行所谓的“参与度”划分。侵权人及其保险公司应对受害人的全部合理损失承担100%的赔偿责任，不得因受害人自身体质问题而打折。

　　在鉴定程序合法、结论依据充分的情况下，当事人仅凭主观质疑难以启动重新鉴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条规定：

　　 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 对鉴定意见的瑕疵，可以通过补正、补充鉴定或者补充质证、重新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重新鉴定的申请。”

　　此项规定可以看出来，启动重新鉴定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当事人仅凭主观怀疑或认为结论对自己不利，不足以构成重新鉴定的理由。必须举证证明存在 “资格不符、程序严重违法、依据明显不足” 等硬伤。

　　裁判明确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的规则，即受害人自身体质或疾病不构成过错，不得作为减轻侵权人责任的依据。这一立场强化了对受害人的保护，避免了因被害人自身因素而削减其应获赔偿，体现了侵权法填补损害的核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