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30日早上8点15分，珀斯Mosman Park的Mott Close街区，还飘着海边微凉的雾气。

　　固定上门的护理员Megan像往常一样，把车停在Clune家的 driveway。

　　她每周一、三、五都会来，负责给16岁的Leon和14岁的Otis做基础护理、陪伴安抚，这两个孩子都是重度非语言型自闭症，一刻都离不开人。

　　她走到前门，习惯性抬手敲门，指尖还没碰到门板，就看见了那张贴在玻璃上的手写纸条。

　　字迹工整，却透着一股压人的绝望。不要进入房间。立刻拨打报警电话。

　　Megan的心跳瞬间停了一拍。她和这家人相处了三年，知道Maiwenna做事细致，从不会用这种语气留字。她不敢碰门，后退两步，颤抖着手拨通了000。

　　十分钟后，警车、救护车、刑侦车辆挤满了这条安静的富人街。蓝红交替的灯光，把整齐的草坪、高大的围墙照得一片冰冷。邻居们纷纷推开院门，站在路边张望，没人敢说话，只觉得空气里全是不安。

　　警方破门进入，没有破门的巨响，没有杂乱的痕迹，整栋房子安静得可怕。

　　一楼客厅收拾得干干净净，玩具归位，地毯没有褶皱，餐桌上还放着前一晚没收拾的水杯。

　　50岁的Jarrod和49岁的Maiwenna，依偎在住宅后侧的休闲室里，姿态平静。

　　Leon和Otis躺在各自的卧室，床上铺着他们常用的蓝色床单，身边摆着陪伴多年的毛绒玩具、拼图，还有父母提前放好的巧克力、水果干。

　　家里的两只边牧、一只橘猫，也安静地躺在宠物窝中，没有挣扎，没有外伤。

　　整栋房子里，没有凶器，没有打斗痕迹，没有血迹，没有嘶吼的痕迹。只有一封压在客厅茶几上的长信，是夫妻俩共同写下的。

　　信里没有控诉，没有谩骂，只有一行行疲惫的文字。交代了银行存款的分配，宠物的善后方式，给兄弟姐妹的简短道歉，还有最戳人的一句话。我们撑了16年，真的走不动了。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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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父母，守着两个不会说话、生活完全无法自理的孩子，整整熬了16年。

　　Leon出生后不久，就被诊断为重度自闭症，伴随严重感官敏感、睡眠障碍、无语言能力。Otis出生后，同样的诊断结果，让这个家庭彻底陷入长期的高强度照料。

　　两个孩子不会说饿，不会说疼，不会说害怕。打雷、汽车鸣笛、邻居装修的声音，都能让他们瞬间崩溃尖叫，捂着头撞墙、打滚，直到嗓子嘶哑。

　　他们的睡眠彻底紊乱。每晚醒3-5次是常态，有时候凌晨两点突然尖叫，父母要抱着哄一两个小时，才能重新安静下来。16年里，Jarrod和Maiwenna没有睡过一次连续4小时的觉，黑眼圈常年挂在脸上，精神时刻紧绷。

　　吃饭要一口一口喂，穿衣要全程辅助，如厕要反复训练数年，洗澡要时刻防溺水，出门必须牵紧双手，生怕他们突然跑开、撞车、走失。

　　Leon曾在Christ Church Grammar School的特殊教育中心就读，可因为情绪爆发过于频繁，只能退学回家。Otis从来没有适应过校园，全程由父母在家照料、做康复训练。

　　Maiwenna是最早一批为自闭症家庭发声的家长。2015年，珀斯一家核心自闭症治疗中心因资金不足关闭，她接受《西澳人报》采访，对着镜头红着眼说。我们的孩子没有错，他们只是需要更多支持。如果连专业机构都关了，我们这些父母，到底能撑多久。

　　没人想到，11年后，她会亲手把自己和家人，推向绝路。

　　夫妻俩的Facebook主页，没有自拍，没有旅行，没有聚餐。全是两个孩子的日常。在后院泳池踩水，趴在地毯上拼积木，全家去海边踩沙，Maiwenna蹲在地上，手把手教孩子用图片卡表达“喝水”“吃饭”。

　　邻居说，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围着孩子转。早上6点起床，安抚情绪、喂饭、做康复训练；中午哄睡、简单吃口饭；下午继续训练、处理情绪崩溃；晚上洗漱、安抚夜醒，直到凌晨才能合眼。

　　他们先后辞掉了工作。Jarrod原本是建筑工程师，Maiwenna是幼教老师。为了孩子，他们放弃了职业，放弃了社交，放弃了所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把全部时间、精力、积蓄，都砸在了两个孩子身上。

　　Mosman Park没有公立自闭症康复中心，没有日间托管机构，没有临时喘息服务。所有专业支持，都要靠高价购买。

　　行为干预师每小时220澳元，夜间应急看护300澳元/小时，语言治疗师45分钟180澳元，特殊饮食、安全护栏、防自伤护具、感官安抚器材，每月开销超过5000澳元。

　　他们的积蓄很快见底，唯一的指望，就是澳洲国家残障保险计划NDIS。这是重度残疾家庭最后的生命线，原本为两个孩子提供每周40小时护工上门、全年行为干预、语言治疗、居家改造的全额支持。

　　2026年，联邦政府推进NDIS改革，大幅压缩支出，将大量重度自闭症儿童的支持资金削减、服务清零。Clune家其中一个孩子的专项补贴，被直接全额取消。

　　一周40小时的护工上门，说停就停。

　　持续8年的行为干预课程，全部终止。

　　语言治疗、感官训练、居家安全维护，全部断供。

　　他们不是没有挣扎，不是没有求助。

　　第一次，向NDIS办公室提交申诉，附上医生诊断、康复记录、家庭收入证明。等待92天，收到系统自动回复。不符合当前资助标准，不予恢复。

　　第二次，向社区服务中心申请临时喘息照料，希望每周能有2小时专业人员接替，让他们出门买个菜、睡半小时。回复。全区等待队列超300户，无可用资源。

　　第三次，拨打州政府残疾人事务热线，连续7天，每天通话1小时以上，被转接5个部门，最终得到一句话。政策调整期，无法提供特殊处理。

　　第四次，联系澳洲自闭症家庭互助协会，对方每天接到200+求助，只能提供线上情绪安慰，线下服务一概没有。

　　亲友Nedra在采访中说。他们最后半年，几乎不回消息，不接电话。Maiwenna只说过一次，我们连哭的时间都没有，孩子一闹，就得立刻起身。我们怕哪天撑不住，害了孩子。

　　连续3年，他们没有一天休息，没有一次出门度假，没有一个完整的夜晚。所有压力，全部压在两个人身上，精神、体力、经济，全面崩塌。

　　孩子床边的玩具和零食，是他们能给的最后温柔。他们不是不爱，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消息传开的48小时内，全澳都被刺痛。

　　2月4日，惨案发生第五天，Mosman Park社区在Gibbon Park组织守夜。57位居民自发赶来，没人组织，没人号召，大家默默带来白蜡烛、白色玫瑰、孩子喜欢的小玩具。

　　暮色降临，大家围成一圈，点燃蜡烛。没有人说话，只有海风和压抑的抽泣声。

　　市长Paul Shaw站在人群前，声音沙哑。我们住在富人区，有漂亮的房子，整齐的街道，却留不住一个拼尽全力的家庭。这是整个社区的耻辱，也是整个社会的失败。

　　陪伴两个孩子10年的康复师Madi Page，发布长文悼念。

　　Leon和Otis不会说话，但他们会认人，会笑，会用小手拉我的衣角。他们的父母，是我见过最温柔、最坚韧的人。他们用尽一切爱孩子，却被制度抛弃。这个体系，杀死了这个家。

　　澳洲神经多样性父母协会发起全国烛光悼念，呼吁全澳民众在傍晚5点点亮蜡烛，送别两个孩子。协会主席Sarah Langston说。这样的悲剧，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残疾孩子不是负担，是冰冷的政策，把深爱孩子的父母，逼上了绝路。

　　残疾歧视专员Rosemary Kayess公开痛斥。残疾人皇家调查委员会提出的222项改进建议，政府从未落实。NDIS改革只看预算，不看人命。无数家庭在恐慌中煎熬，Clune一家，只是第一个被压垮的。

　　Cottesloe议员Sandra Brewer直接致信州长，要求强制启动死因裁判。这不是家庭私事，是公共政策灾难。我们必须查清，这场悲剧，本可以避免。

　　珀斯、悉尼、墨尔本，陆续出现民众自发抗议。人们举着牌子，站在政府大楼前。

　　“Leon和Otis不该白死。”

　　“16年守护，抵不过一纸砍资令。”

　　“给残疾家庭一条活路。”

　　“恢复NDIS全部支持。”

　　人群里，有自闭症孩子的父母，有康复师，有普通市民。有人抱着孩子哭，有人举着牌子沉默，有人对着大楼喊出积压多年的委屈。

　　直到现在，政府的回应，依旧冷漠。

　　西澳州长Roger Cook说。是否启动死因调查，由验尸官独立决定，政府不干预。

　　联邦NDIS管理部门，全程沉默，没有一句道歉，没有一次回应。

　　有官员私下表态。NDIS支出增速过快，改革必须推进，财政可持续，比个案更重要。

　　在他们眼里，预算数字，比四条鲜活的生命更重要。

　　比16年寸步不离的守护更重要。

　　比无数个不眠之夜的煎熬更重要。

　　比走投无路的父母，最后的绝望更重要。

　　这个家，有房，有车，住在富人区，有稳定的过往收入，有深爱孩子的父母。

　　他们什么都有，除了制度该给的基本支持。

　　16年，他们喂了数万顿饭，哄了数千次夜醒，做了上万次康复训练，处理了数不清的情绪崩溃。

　　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

　　他们只是想要每周40小时的护工，想要不被砍掉的补贴，想要偶尔喘一口气，想要陪着孩子，好好活下去。

　　可这个最简单的愿望，最终成了奢望。

　　4口人，连同3只宠物，在安静的房子里，一起告别了这个世界。

　　没有暴力，没有挣扎，只有耗尽所有的疲惫，和走投无路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