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郑炳中（耿庸）做管水员

　　主要的劳动是种稻。给我们连四块田，每块田的中间原来是堆盐的地方，四块田共十六亩。稻田事先已经做了很多基本建设工作，都挖好了，盐没有了，也冲过一些了，水也淹好了。何时做的，做来干什么的，不太清楚。

　　种水稻要一个管水员，一天到晚要看着。插秧以后干什么呢，田干了，要灌水，下大雨了，不管多大，都要披个雨衣去看。水多了，秧苗会漂起来，要放水。任何时候离不开人，半夜都要管。南方种水稻我知道个大略，我就自报了做管水员。做管水员是辛苦，我知道这一点。我是找个借口，这样就等于脱离了我们本部了，什么大批判，什么唱样板戏，我就堂而皇之地逃过了。我自愿地以劳动惩罚来代替精神惩罚，多好呀！管水员，浪漫点说，我就真成了大地的儿子。

　　不久，我把郑炳中也设法弄来做了管水员。我当水利部长，他是“现行”，只能当水利部副部长。

　　郑炳中，笔名耿庸，是“胡风派”中的一个作家，刚出狱几个月，即遇“xx”，又给他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他到干校后，我觉得他一个人苦得很，把他一个人放在小工具间。工具间就是放粪桶的地方。这些受胡风影响者有些不可理解，一天到晚拿个马恩全集在那里看，苍蝇呀，蚊子呀，嗡嗡的，不管。像他那样，我觉得比坐监狱还难受。我向工宣队、军宣队建议——这个建议不能像正常的建议，还得装出个样子。我说，郑炳中是现行反革命，不能叫他在那里舒服，他一个人坐在那里看书。这么大四块田，我一个人也管不了，我建议把他调出来，同我一起管水。他们同意了。

　　耕地、耙田，全是我和耿庸两个人做的，公家向老百姓借的牛。犁田开始，我让他在前面牵牛，我在后边，结果我根本不行，犁不动。他到后边去，哎呀，居然就犁动了。犁一阵，我们上田休息休息，抽劳动牌烟，八分钱一盒。

　　搞（干）了一个星期，我就问耿庸，你劳动真厉害，劳动了十年，什么都会。他说，我一天都没有劳动过呀。我很吃惊，说，你不是胡风分子，被关了十年吗？他说，我真的一天都没有劳动过。他们坐的是特殊监狱，在上海建国西路，房子很高很大，当时关有几千人，老百姓都不知道，是个秘密的监狱，他们进出都是晚上。到现在为止，我问别人，说老百姓只知道那里是个军事秘密单位，其他都不知道。

　　耿庸说，一间房子那么小，关几个人，还能劳动什么呢？根本没有劳动。我说，你们这批人太厉害了，坐在粪桶旁读马列，下了田，又马上能做从来没有做过的，还能犁田。

　　犁了田，又要耙田。我说，我也要学一学。耙田，前边牛拉，后边有一个专门耙田的农具，人站在农具上，牛往前拉，就把田耙平了。但我站上去就滚下来，他站上去，就没有问题，把田耙平了。在体力劳动上，他成了天才，我不理解。这个劳动，难度很大，第一次就学会了，除了佩服外，我只说能跟着胡风跑的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奇人。这些人，干一个事，专一个事，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不过思想确实有点钻牛角尖。

　　田耙平了，放水，水只能高出秧苗根一点。插秧的时候，我就成为要人了，这里叫老曾，那里叫老曾。我升为“老曾”了。说这里没有水，这里水太深。插了秧后，长到三四寸，稗子出来了，我看到那么多人去拔，把田搞得一塌糊涂。我跟耿庸说，我们两个包下来，整天拔，他们会答应的。上面当然答应了。只要天一亮我们就去，晚上才回来。搞（干）了不久，发现了问题，稗子弄了一大堆在田坎（埂）上。田坎窄，又只有抱到大路上，运输量很大，太耽误时间。不久，一个十二三岁的农村孩子看见后笑我们，他说不要这样，稗子拔起来，根朝上，用脚跟踏进土里，它就长不起来了。孔子说他“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我们说，“吾不如小农”“吾不如小圃”。我和耿庸，把稗子和稻子分得清清楚楚，一看就不会错。稗子的梗子和叶子更宽一点，颜色更绿，根部更白一些。以后就整天做这个事。上午，下午，至多休息十多分钟，抽点烟。稗子问题解决了，有希望收一点。这个问题不解决，根本没收成。

　　撒化肥，我们说大家来，把稻子弄坏了，还是我们两个。喷药，也是我们两个。冲水，因为是盐碱地，上面浮着一层盐碱，也是我们两个。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一天全部的时间不够。虫也出来了，团部生产处装了光管灭虫，通根电线，常出毛病，所以，晚上要去看光管。

　　捞水藻、捞水浮莲、拉大车、倒石子

　　到深潭里去捞水藻，做肥料。黑色的水藻很细，比头发粗一点，有点像长头发菜。水有大半人深，有些地方比人深。许多人不敢下水，我不怕，会游一点。我不是在家乡学会的，我是在延安延河里学会的。

　　我们连队会一点水的，我一个，还有一个老党员被开除党籍的，还有一军宣队员。我们三个，背心一脱就下去。他们说，老曾这个人似乎风都吹得倒，现在能下水，公然游去。我们把水藻推到岸边，岸边的人用钩子钩上去，运走。

　　捞水浮莲，绞碎喂猪。水浮莲很重，大多数人不敢下去，捞水浮莲又少不了我，又是我们下水去推。因此，在干校的两三年，他们不怎么斗我。

　　拉大车是个技术活，但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硬去拉，拉不动，掌握好重心，用力就不大。在上海牛棚时，老派我跟另外一个人去拉东西。这个人老实，胆子也小，说他是国民党的中校，其实他什么都不是。空车的时候，他都拉不动。我说，你坐上去。他不敢，怕被人看见。我说，你没有发现拉空车时要放砖，你坐上去，你的重量刚好落在车轮着地的中轴点上，拉起来就轻。马路上有许多妇女拉车的。我说，你看，她们都手臂约三十度向上，就像车在推她们。车子启动以后有个惯性，你就利用它。他不敢坐，我说我来试验一下。我去坐，他很高兴，他拉动了。

　　所以，在干校拉大车，拉酒糟，又少不了我。这一来，不少人认为根据地的人真是劳动过的，没有做过的，一下子也就学会了。

　　挑石子，挑沙子，挑烂泥巴，这些工作，只要你会挑，就不太重，扁担在肩上都是一闪一闪的。关键是倒出的时候需要技术。倒时，一只脚跨前半步，两只手拉着绳子往两边一翻，倒得干干净净。他们看，看不会，非要把挑的东西放下来，再来倒，多费力呀。最难的是挑烂泥，始终没有一个学会，我不懂是什么道理。很容易的，老百姓谁都会做，腰一弯，一脚跨前半步，两只手往外一翻，烂泥就倒出去了。结果，竟始终成了我一个人的表演，无人想学。

　　干校要不断地搞基本建设，要修路，不断有石头、细沙子运来。都是船装的，离开干校有十几里路。一船石子，一船沙，派给哪个连，哪个连就去装到卡车上。

　　从船上装进竹筐，很重，几个壮丁戴着很厚的手套干，因为离卡车还有二三十米一段路。装车时，下面四个人推，我跟耿庸两个人在卡车上接，然后倒（因为这最重，也易伤）。但倒了第一筐，我就发现不对。前一筐倒下，把后边的堵住了。我立刻跟耿庸说这样不行。后来，装满一筐石子放在卡车尾下，送石子的人提着的一筐快放到这个筐上时，我们立刻乘势提起来一下往空中一翻，倒出石子。倒的时候，尽量往最前边倒。我很快就发明了这个办法。这个发明很重要，不然会累死我们两人，我们在车上是不是很累呢？是很累，但用猛力，几秒钟的事，但是，非如此不可，不如此，解决不了问题。

　　我看见其他的连队，像古籍出版社，他们的年龄比我们大，累半天，弄不了。我们建议他们像我们这样，他们学不会，有一次，我跟耿庸两个就帮他们倒，我们是邻居，不然他们就完不成任务。装完车后，他们跟我们一起回干校。我这个人，是天生的体力劳动者，我还能想点办法。体力劳动，只要想办法，就不大一样。

　　#头条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