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燕翔

　　冤案，是指行为人本来无罪，却被认定为有罪的案件。检察官的洗冤职责，其内涵体现在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13条、我国《检察官法》第5条之中。

　　检察官洗冤，源于其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检察官“居中”，前面连着警察，指导他们收集和固定证据；后面连着法官，在法庭上指控犯罪，并监督审判活动。

　　检察官洗冤，是现代社会中检察官的政治责任。检察权相对于中立的审判权以及维持治安的警察权而言，日益受到重视。检察官洗冤，能够有效减少公民寻求司法体制外的纠纷解决路径，或者越过司法机关，向政府、党委、人大表达诉求，以维护和谐稳定。

　　刑事案件，是对过去事实的“回溯性”证明过程。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与犯罪事实的复杂性，始终是一对矛盾。所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会以不同的版本在世界各国演绎。所以，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检察官，都有洗冤的发现和纠正机制。

　　既追诉犯罪，又开释无辜，是检察官的双重职责。我国检察官的“洗冤”职责，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1.在证据甄别中“洗冤”

　　我国刑诉法确认了疑罪从无的原则，规定了存疑不捕、存疑不诉、存疑无罪。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不捕不诉；当证据之间的矛盾无法排除时，对某一待证事实的认定，应当作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解释或推断。如，甲说被骗3000元，乙说被骗3000元，丙说被骗3000元。在物证不足的情况下，被告人承认骗取3人，合计6000元，就定6000元。

　　实行疑罪从无的原则，虽然可能放纵真正的罪犯，但绝不会冤枉无辜。因此，两害相权当取其轻。

　　2.在动静结合中“洗冤”

　　检察官审查案件，不能仅限于静态的侦查卷审查，而是应当通过动态介入、动态复核、动态跟踪等方法，全方位、多视角地审查案件事实。对案件的关键证据进行核实、走访和补充，以弥补卷宗的狭隘性，有效识别遗漏证据、不实陈述、非法证据之间的逻辑缝隙，避免掉进证据陷阱。

　　如，在佘祥林案中，佘交代的杀人手段、作案工具、抛尸物品等均与查获的物证相一致，且属于“先供后证”。实际上抓获佘与现场取证同步进行，公安机关取证与指供同时演绎，造成了表面上的“铁证”。

　　因此，必须从静态“书面审查”，走向动态立体审查，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富有查获犯罪经验的侦查人员，在破案心切的情况下，根据犯罪构成要件去“造”证据，避免既受制于无法获得完整的证据和客观真相，又受制于放纵犯罪的恐惧，最终导致冤案。

　　3.在法律适用中“洗冤”

　　刑法解释，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一是文义解释。要防止对刑法的“扩大解释”。二是系统解释。通过对刑法体系的宏观的、整体把握，来阐释行为和条文。三是历史解释。通过刑法制定的历史背景、法律发展，来分析论证。四是目的解释。目的解释，不仅应当为整个法律职业群体所接受，还应当符合社会大众的正义观念。不管刑法理论如何符合逻辑，如果违背了普通百姓的正义观，或许应当修正的是刑法理论，而不是百姓的观念。

　　4.在全程参与中“洗冤”

　　第一，立案阶段的“过滤”职能。通过立案监督，使无罪的人一开始就不受刑事追究，防止“一步错、步步错、错到底”。第二，侦查阶段的“过滤”职能。通过侦查监督，“过滤”并排除非法证据。第三，公诉阶段的“过滤”职能。将不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或者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或者达不到证明标准的案件“过滤”出去。第四，审判阶段，检察官要全面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关于无罪或者罪轻的辩护意见。第五，在执行阶段，依托控告申诉、刑罚执行监督职能，通过刑事案件复审和复查，履行司法救济。

　　总之，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和环节，检察官都要守土尽责，将冤案挡在门外。

　　5.在司法伦理中“洗冤”

　　现代法治的发展，要求检察官既应当具有职业能力——技术理性，也应当具有司法品性——程序伦理。

　　检察职业伦理，从身份层面来看，要有“荣誉意识”。从道德层面来看，要“清正廉明”。通过检察官司法伦理的“过滤”，正确适用法律。从司法层面来看，要“秉公执法”。其体现为树立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权威，建立依法治理与维稳风险的良好关系，消解司法工具主义，根除冤案发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