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纺织厂裁人，第一批名单里就有我。车间主任在会上念名字，念到“王建军”三个字时，我手里的搪瓷杯掉地上，磕掉一块漆。三百多号人，我是头一批。

　　没别的原因，我顶撞过厂长。

　　女厂长姓秦，四十出头，短发，从不穿裙子。全厂没人不怕她。有一回她来车间巡视，看见我在角落里翻一本机械维修手册，站我背后看了足足三分钟。我以为要挨批，她只是问：你看得懂？我说瞎看。她没吭声，走了。

　　后来我知道，她是上海下放来的，同济毕业，本来要留校当老师。

　　裁员的理由是效益不好，但我清楚，是副厂长李建国使的绊子。他侄子想进厂，指标被我占着。秦厂长保过我一次，跟李建国在会上拍了桌子。但第二次，她没保住。

　　通知下来那天，我蹲在厂门口抽烟。快过年了，天阴得要下雪，风从领口往里灌。老婆在家等米下锅，孩子刚满三岁，奶粉钱还欠着小卖部王婶。

　　秦厂长从办公楼出来，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蓝棉袄，手里拎着个黑色人造革提包。她从我身边走过去，没停步，走了七八米，又折回来。

　　她从提包里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塞进我手里。没头没尾，只说：这个地方需要人，你去看看。

　　没等我问，她骑上那辆旧二八，走了。

　　信封上是个地址：深圳宝安，固戍村，一个姓陈的台商开的模具厂。背面写着一行小字：到了找老周，说我介绍的。

　　我捏着信封，在风里站了很久。烟抽完了，把烟屁股碾进土里。

　　回家跟老婆商量。老婆抱着孩子，沉默了半天，说：去吧，总比饿死强。

　　我借了三百块钱路费，坐绿皮车南下。三天两夜，硬座，脚肿得塞不进鞋。到深圳那天是腊月二十八，热得我穿不住棉袄，站在站前广场上像个傻子。

　　固戍村当时还是一片荔枝林，模具厂是几间铁皮棚子。老周是车间主管，河南人，看了秦厂长的字条，二话没说，给我安排住处，预支一个月工资。

　　我干了八年。从学徒到师傅，从师傅到车间主任。第三年把老婆孩子接来，第五年在宝安按揭买了房，第七年老周退休，临走跟老板说：老王行，让他干我的位置。

　　秦厂长那句“这个地方需要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到今天也没问过。但我后来打听过，那个台商陈老板，早年在上海读书，是秦厂长父亲的学生。文革时秦家被抄，老先生跳了黄浦江。陈老板跑出去，几十年后回来，想拉恩师的女儿一起干。秦厂长没去，说厂里脱不开身。

　　她脱不开身，把我送过去了。

　　2003年，我回老家给爹妈上坟，特意拐去纺织厂旧址。厂门拆了，车间拆了，门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旁边盖起商品房，售楼处的人说这是高档小区，均价八千起。

　　我在老槐树底下站了很久。树干上还有当年挂标语留下的铁丝，锈进树皮里，勒出一道深痕。

　　秦厂长退休后回了上海，我打听过她的地址，一直没去成。去年我儿子考上了同济，送他去报到那天，我站在校门口，忽然想，当年要不是那个牛皮纸信封，这小子这会儿应该在老家种地，或者跟他爹一样，蹲在某个拆掉的厂门口，等下一份工。

　　我从通讯录里翻出一个存了二十年从没拨过的号码。老周给我的，说秦厂长退休前留的话：有事打这个。

　　电话响了七声，那头接起来，是个苍老的、我几乎认不出的声音。

　　我说秦厂长，我是王建军，九七年您给过我一个地址。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没想起来，或者已经忘了。

　　然后她说：你还在深圳？

　　我说在，二十三年了。

　　她又沉默。再开口时，声音有点抖：好，好。

　　就这两个字。

　　挂了电话，我站在同济校门口，儿子已经走远了，混进那群背着书包的年轻人里，找不着了。九月的阳光斜着打过来，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一直拖到马路牙子边上。

　　那年冬天我蹲在厂门口抽烟，三十出头，一头黑发。

　　现在孙子都五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