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不怕你笑话。刚进机关那几年，我也算个“笔杆子预备役”——中文系毕业，发表过诗歌散文，领导布置任务时拍胸脯比谁都快。可稿子交上去，十回有八回被“枪毙”。有一回写解放思想动员会讲话，我憋出个标题叫《论思想冲破牢笼》，从百家争鸣扯到文艺复兴，自认为气势如虹、贯通古今。领导看完，大笔一挥改成《谈谈解放思想问题》，轻飘飘七个字，把我几千字的“鸿篇巨制”打回原形。我那个气啊，躲进楼道角落里喝水，不对，是喝闷酒，一边喝一边恨恨地想：你们懂什么！

　　多年以后自己坐了主席台，回头再看那篇稿子，脸上火辣辣的——领导当年没骂娘，已经是天大的修养。

　　所以今天说这三条，我不是来教训谁，是替当年的自己补一堂课。你要是也挨过领导的“枪子儿”，咱们握个手；要是还没挨过，恭喜你，下面这些话，或许能帮你少挨几回。

　　第一条：别把材料写成“砂锅乱炖”

　　有一种勤奋，叫“接到任务就动手”。领导说开会，你马上调档案、翻汇报、上网搜同类稿，然后——把所有能找的素材一股脑儿往里塞。去年工作、今年计划、上级精神、外地经验，像炖砂锅似的，猪脚、鸡块、蘑菇、萝卜全扔进去，大火猛煮三个小时。端上来热气腾腾，客人一筷子下去，捞到什么算什么。

　　问题是：领导要的是砂锅吗？没准人家只想喝碗清汤。

　　我犯过这病。有一回写半年工作总结，怕漏项，把各处室报来的几十页材料几乎全文照搬，自认为“全面、扎实、不埋没任何人功劳”。领导翻了三页，抬头问我：“你告诉我，这半年到底干成哪几件像样的事？”我张口结舌。那篇稿子后来被我自己收进抽屉，扉页写一行字：没有重点的全面，等于零。

　　谢亦森先生有句话我抄在笔记本扉页：“写文稿就是展思路、亮观点，就是提任务、定措施，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舍此，再漂亮的文字也一文不值。”砂锅炖得再烂，没解决饥饱问题，那叫白忙活。

　　第二条：别拿自己的“想当然”赌领导的“真需要”

　　秘书最容易犯的自恋病，是“我以为”。

　　我以为领导会喜欢这个角度，我以为这个提法很新颖，我以为调研深入了、数据充分了——其实全是闭门造车。稿子交上去，领导眉头一皱：“你写这些，跟我最近抓的工作有关系吗？”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位市领导要开招商引资座谈会。我搜肠刮肚写了三天，大谈“优化营商环境”的宏观意义，引经据典，自我感觉良好。领导没发脾气，只是把稿子推回来，轻声问：“你知不知道，前天我刚从xx招商回来，签了个三十亿的项目，人家最关心的是土地指标和审批时限。你这里一个字没提。”

　　那一刻我才明白：你以为的“高站位”，在领导眼里是“不着地”。

　　谢亦森先生讲过一段自己的经历。他当市委书记时搞解放思想大讨论，秘书初稿写的是认识论、方法论，他全删了，换成了四条：破除“无债一身轻”，敢于举债搞建设；整治“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恶习；打破对民营经济的限制；把最能打的干部派到项目一线。会一开，反响炸了——因为句句戳在当时的痛处。

　　材料是为“事”服务的，不是为“文”撑场面的。 下笔之前，先问问自己：领导最近在抓什么？下面在堵什么？会上要解决什么？问明白了再动笔，这叫“适销对路”。

　　第三条：数据面前，别跟自己玩“差不多”

　　这是我最痛的教训。

　　那是一次向省里汇报的综合性材料，涉及某项改革的群众满意度。下面报来的数据是“92.6%”，我觉得小数点后一位不够“整”，提笔改成了“93%”。领导审阅时随口一问：“这个数据是哪家机构统计的？样本量多少？”我当场卡壳，支支吾吾说是“下面报的”。领导没再追问，但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

　　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凡是数据，必问来源；拿不准的，宁空不填。 不是怕领导较真，是怕自己对不住那份信任。

　　谢亦森先生谈公文语言，特别强调“真话、实话最动听”。什么叫真话？92.6%就是92.6%，不因为它不够“整数”就心虚。领导对数字敏感，不是挑剔，是对工作负责。你写“大概”“左右”“据了解”，他读到那儿就会停一下——这一停，信任就打了折扣。

　　有位老前辈跟我说过：秘书和领导之间，最值钱的是“确定性”。 你递上去的每一个数字，都应该经得起追问；你写下的每一句判断，都应该站得住脚。做不到的，宁可不写，也别含糊。

　　前阵子翻书，看到谢亦森先生写的一句话：“秀才们，走出‘为文而文’的误区吧！我们的文字就不再是写在稿纸格子里，而是写在坚实的大地上。”

　　我盯着“坚实的大地”这五个字看了很久。

　　其实这三条，说到底就一个意思：别把材料当文章写，把它当活儿干。 干活的人，不会堆料，不会想当然，不会糊弄数字。干活的人知道，笔底下那千把字，落下去，就是责任。

　　与诸君共勉。

　　（文章系某市政研室主任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