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政治持续右倾，已然成为搅动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关键变量。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极右翼强硬派强势崛起，一面疯狂突破和平宪法束缚，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量研列进攻性武器；另一面在国内重塑国家叙事，将民族主义、历史修正主义与所谓“国家正常化”捆绑，包装成新的政治合法性来源。这一系列动作，正系统性蚕食战后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正在复活军国主义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2月9日，高市早苗正式宣布，将于18日召集特别国会举行首相指名选举。按照程序，高市内阁将全体请辞，由新一届众议院与现任参议院投票选出新首相并组建新内阁。这一选举只是走形式，执政党联盟在众议院手握绝对多数席位，高市早苗胜出已毫无悬念，这也预示着日本社会将驶入加速右转的快车道。一个公然鼓吹修改和平宪法、狂热推动扩军备战的极右翼政客，为何能斩获超70%的民意支持率？

　　答案在于，高市早苗从未真正顺应民意，而是精于操弄、裹挟民意。更何况，即便是主流民意也未必能够代表完全正确。希特勒上台时也通过了选举，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民众也欢呼雀跃。这说明了一个道理，民意如流水，真正的政治担当是引领民意向善向稳，而非迎合民粹、玩火自焚。因此，引领民意往往比顺应民意更重要。

　　回溯历史，明治维新后日本提出“富国强兵”国策，初衷本是摆脱西方压迫、实现国家现代化。彼时，明治政府只有各藩兵可用，且并不完全信任他们，于是组建常备军。但明治政府发现，征兵来的农民和市民，在士气和素质等各方面，都不能和武士阶层相比。在1877年西南战争中，常备军陷入苦战，最终靠旧武士组成的“拔刀队”逆转战局。时至今日，日本陆上自卫队阅兵仍以《拔刀队之歌》为配乐。此后，在右翼势力的操控下，“富国强兵”逐渐被异化为对外侵略的工具。

　　1936年，军部通过“二二六兵变”等一系列事件攫取国家政权，将天皇奉为绝对精神图腾，并通过系统性灌输“武士道精神”、“皇国史观”，构建起军事、政治、文化深度绑定的专制统治体系。至此，军国主义势力彻底掌控国家大权，并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将日本拖入全面侵略战争的深渊。而当时日本民众的狂热支持，与如今对高市早苗的追捧，如出一辙，皆是军国主义操弄民意的恶果。

　　二战前，日本曾通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攫取过巨额赔款、原料基地与资源市场，实现了畸形的工业化与经济繁荣。这种靠掠夺换来的虚假兴盛，让日本社会各阶层对战争产生了病态的依赖，从上流阶层到底层民众，都成了侵略政策的拥护者，他们甚至倾家荡产支援侵略战争。在右翼扭曲的史观里，这段血腥历史被美化为“富国强兵”的成功经验，无视对外侵略的罪恶与对亚太各国的伤害。

　　但历史早已证明，侵略从来都是一条不归路，军国主义的赌局最终只会满盘皆输。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盟军推行战后民主化改造，1947年《和平宪法》剥夺了日本发动战争、保有军队的权力，日本由此步入和平发展轨道。1968年，战争结束23年后，日本就已经拿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这是当年它依靠战争所没有获得的。然而，这场改造却因冷战格局的形成半途而废，军国主义思想并未彻底根除，为日后的复苏埋下了巨大隐患。

　　1991年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尝试了几乎所有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刺激手段：零利率，量化宽松、财政扩张、结构改革，但经济增长率始终徘徊在低位，人均GDP甚至已被韩国反超，实际工资水平连续四年下降。更致命的打击是，人口危机加速恶化，债务危机持续累积，产业空心化难以逆转。在焦虑与失落中，日本民众渴望强势政府、重拾大国地位的情绪被无限放大，高市早苗恰恰抓住了这份民粹情绪，将扩军备战包装成破解危机的“良方”，鼓吹历史修正主义。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高市早苗迎合的不是日本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真实意愿，而是被焦虑扭曲的民粹情绪；高市也不是在引领国家走向复兴，而是在操弄民意、将日本推向战略冒险的深渊。而真正的政治领袖，当以良知与责任引领民意，坚守和平底线、正视历史罪责，而非顺应极端民粹、重走军国主义老路。

　　如今，国际格局早已今非昔比，若日本执意再次踏上战略冒险之路，等待它的必将是比二战战败更为惨痛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