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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年后，那些在瑞典寻找哥伦比亚母亲的弃儿：“他们偷走了我的身份”

　　八岁那年，马库斯·利德曼意识到自己与瑞典北部城市皮特奥的其他孩子截然不同。周围的人都继承了父母那般苍白的肤色，唯独他皮肤黝黑。他鼓起勇气询问父母自己是否为亲生，得到的答案是：他于1982年在哥伦比亚被收养。 父母让他坐下，向他展示了一段来自孤儿院的录影带。

　　他出生在万里之外、气候炎热的卡利，原名路易斯·阿尔韦托·桑切斯。收养文件轻描淡写地记录着，他被哥伦比亚父母遗弃了。在1970年至2000年间，像他这样出生于哥伦比亚、随后在瑞典长大的孩子约有4500名。

　　这一真相的揭开，在马库斯心中凿开了一个至今难以填补的空洞。现年43岁的他在一家酒馆担任服务员。他曾无数次在脑海中质问生母：为什么要抛弃他？是因为他不够可爱，还是因为生母深陷毒瘾而无力抚养？这种对答案的极度匮乏，让他长期陷入对“被抛弃”的恐惧中，甚至在经历感情挫折时数次尝试自杀。

　　“当你心中有一个空洞时，你往往会用糟糕的东西去填充它，”马库斯在视频通话中坦言。他曾试图寻找生母，但手头仅有的文件信息贫乏得近乎虚假。他在社交媒体群组中寻求帮助，并结识了米卡埃尔·切勒罗斯。米卡埃尔在瑞典的被收养者群体中颇具名气，他不仅在2024年找到了自己的哥伦比亚母亲，还在积极协助他人寻亲。

　　在米卡埃尔的建议下，马库斯在迈赫里蒂奇这一拥有全球1000万人口基因数据的平台进行了检测，但遗憾的是，并未匹配到亲人。然而，两人的命运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们都出生于1980年代的卡利，都是单亲母亲的孩子，甚至曾待过同一个孤儿院。

　　不同之处在于，米卡埃尔已经找到了母亲，并得知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母亲从未想过遗弃他。当年，他在出生第八天被送入保温箱，当母亲前往医院探视时，护士却告知孩子已被亲戚带走。这一转折让马库斯重新燃起了希望，他怀疑自己与母亲之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罪恶交易。

　　2025年6月发布的瑞典政府调查报告证实了这些怀疑。报告指出，瑞典曾与存在结构性风险的国家合作，接受了一些在瑞典国内法律体系下绝不被允许的收养程序。从哥伦比亚到印度，成千上万的贫困女性被欺骗或被迫签署收养同意书。

　　在这场横跨数十年的收养潮中，许多孩子在并非孤儿的情况下被宣布为孤儿，中间商赚取了巨额佣金，相关文件充斥着虚假信息。在1969年至2022年间的60000例收养案例中，有5698例源自哥伦比亚，其中1980年代是非法收养的巅峰期。 当时，律师可以绕过哥伦比亚家庭福利局的监管，私下办理所有收养手续。

　　卡尔斯塔德大学跨文化研究教授、同时也是韩国裔收养者的托比亚斯·许比内特分析称，瑞典政府当时有两大驱动力：一是为无法生育的瑞典夫妇提供孩子，二是基于一种傲慢的慈悲，认为通过收养可以帮助所谓“人口过剩”的第三世界。

　　瑞典官方当时并不在乎这些收养程序是否腐败，他们狭隘地认为，让孩子生活在富裕的欧洲，总好过留在充满战争与贫穷的母国。这种所谓的“为了更大的利益”，实际上掩盖了对另一文明体系家庭权利的系统性剥夺。

　　一名“运送孩子的女人”

　　现居斯德哥尔摩的瑜伽老师海伦娜·瓦格尔出生于1973年的麦德林。尽管她反复强调自己生活幸福，拥有美满的家庭和三个孩子，但一种基因里的孤独感始终折磨着她。她急切地想要知道自己和哥伦比亚父母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她的身世像是一场冷酷的接力：出生后不久便被迫与母亲分离，先被送往修道院，随后由一名专门负责为欧洲家庭“运送孩子”的中间人带往瑞典。最令人心碎的发现是，通过基因检测，海伦娜发现自己的一位好友竟然是她的堂表亲，而那个人也是由同一个中间人带到瑞典的。

　　海伦娜曾给那个中间人写过言辞激烈的信件，质问对方一定认识她的母亲。然而，现年85岁且患有认知障碍的中间人从未吐露半点真相。在长达25年的寻亲路上，海伦娜遭遇过无数骗局，直到结识了米卡埃尔。

　　尽管成功的机会渺茫，海伦娜依然选择相信命运。与马库斯不同，她努力学习西班牙语，在内心深处强烈地认同自己是哥伦比亚人和拉丁裔。在瑞典，她努力遵循社会规范，不让自己显得突兀，但在亲近的朋友面前，她觉得自己就像极地冬日里的太阳，散发着拉丁式的热忱。

　　她曾在玻利维亚和哥斯达黎加停留，却始终不敢踏上哥伦比亚的土地。对她而言，在没有找到亲人的情况下回到母国，就像是回到一间空空荡荡、布满灰尘的旧屋，那种空虚感令她望而却步。

　　三色旗下的坚持

　　玛丽索尔·科特斯是一名残障人士护理员，她是所有受访者中对哥伦比亚身份认同最为强烈的一位。青少年时期，她因发质和外貌遭受过种族主义歧视，这让她意识到自己无法真正融入瑞典社会。

　　为了学习母语，她曾与反对她学西班牙语的养母发生争执。她在房间里挂起哥伦比亚的三色旗，并以此为荣。这面旗帜提醒着她的过去，那是任何人都无法从她生命中夺走的东西。

　　关于身世，她仅知道自己在1982年5月15日被一名警察在波哥大的垃圾桶里发现，她的姓氏也继承自那名警察。她怀疑养父母隐瞒了关键信息，因为每当她询问细节时，得到的总是冷冰冰的回绝。

　　玛丽索尔已经做好了被亲生家庭拒绝的心理准备，但她坚持要找回身份证明，拼凑出完整的生命版图。随着子女长大自立，她的目标是回到哥伦比亚定居，她坚定地表示：“我出生在哥伦比亚，我也要死在那里。”

　　一个作为“出口方”的国家

　　帕洛阿尔托大学的跨国收养专家苏珊·布兰科指出，哥伦比亚之所以在60年代末开始向海外大规模输出儿童，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当时，天主教会影响力巨大，比起推广计划生育，他们更倾向于将跨国收养视为解决街头流浪儿问题的“良方”。

　　在这种叙事下，欧洲和北美的夫妇被贴上“负责任”的标签，而哥伦比亚的贫困阶层则被污名化为“不负责任”。这种道德不对等很快滋生了腐败，律师们像猎人一样四处搜寻即将临产的贫困妇女，通过提供短期庇护诱骗她们签署授权书。

　　早在1981年，相关报道就揭露了一场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阴谋：数百名安第斯山脉的贫困儿童被绑架或从母亲手中买走，然后通过伪造的证书卖给欧美夫妇。当时哥伦比亚家庭福利局的负责人承认，律师们更愿意把孩子交给支付10000美元的欧洲人，而不是支付微薄比索的本地人。

　　虽然哥伦比亚在1980年代后期加强了监管，并在2013年停止了针对六岁以下健康儿童的国际收养，但伤害已经造成。律师赫利·阿贝尔·托拉多认为，不能否认当时确实存在大量弃婴，但在那样的混乱体系下，很难区分哪些是真正的遗弃，哪些是赤裸裸的掠夺。

　　收养专家布兰科强调，了解个人身份是基本的人权，这种权利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剥夺，会造成伴随终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米卡埃尔与迪亚娜的重逢

　　1984年跨年夜，18岁的迪亚娜·穆尼奥斯在卡利产下长子。由于当时社会保障体系的匮乏，她没能带走被留在保温箱里的孩子。八天后，当她再次前往医院时，孩子已经失踪。由于没有名字，她的报警求助在漫长的40年里石沉大海。

　　直到2024年9月，旅居西班牙的迪亚娜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米卡埃尔的寻人信息。尽管年龄信息存在微小偏差，但在视频通话接通的那一刻，迪亚娜一眼认出了眼前这个像极了自己父亲的男人。

　　检测结果最终确认了这段被切断了40年的母子血缘。然而，重逢后的相处并非如童话般顺遂。 迪亚娜觉得自小在瑞典长大的儿子性格冷淡，而米卡埃尔则坦言，母亲语速过快且文化差异巨大，这种沟通上的隔阂让他们都感到压力。

　　米卡埃尔对瑞典和哥伦比亚政府以及当年的孤儿院充满愤怒。他认为自己40年的生命被偷走了，那种与生母、姐妹之间本该自然生长的亲情，如今只能靠吃力地修复。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周围的人总要求他感激瑞典的富足，仿佛留在哥伦比亚就注定会流落街头。

　　现在，米卡埃尔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其他寻亲者。他呼吁哥伦比亚政府开启调查并道歉，并要求瑞典彻底停止所有国际收养，因为在现有的全球体系下，谁也无法保证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孩子背后，没有一个心碎的、被欺骗的母亲。

　　这些跨越重洋的呼喊，在斯德哥尔摩寒冷的空气中回荡。那些被泛黄文件定义的生命，正在努力撕掉伪造的标签，试图在断裂的记忆中重新接续起关于“我是谁”的真相。

　　或许，所有的地图和文件都可能说谎，但血液里流淌的律动不会。那些在北欧冬日里寻找拉美暖阳的人们，他们索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个未被剥夺的人生起点。在这个全球化的孤儿叙事里，正义往往迟到，而真相则需要一代人用余生去艰难地打捞。

　　作者：埃杜阿尔多·拉蒙、卢卡斯·雷诺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