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省厅办公室电话的时候，我正坐在乡镇办公室里，埋头跟同事一笔一笔核对今年的产业帮扶台账。窗外天色渐暗，桌上堆着厚厚一叠报表和资料，键盘敲得噼啪响，我满脑子都是数据核对，怎么看都和“省厅会议”这四个字搭不上边。

　　电话里的声音客气又正式，通知我第二天一早到省厅参加专题工作会，还特意补充，这次是专门抽调基层一线代表参会，要求务必准时到场。挂了电话，我愣了好一会儿，心里又激动又发慌。在县里基层摸爬滚打快十年，天天泡在村镇里，处理的是家长里短，跑的是田间地头，省厅对我而言，是遥不可及的上级单位，是只在文件里见过的地方，能去那里开会，简直像做梦一样。

　　我连夜赶回县城，翻箱倒柜找出唯一一套压箱底的正装，那是之前参加表彰会才穿的，洗得有些发白，我用热水壶一点点熨平褶皱，又把皮鞋擦得锃亮，生怕第二天在一众领导面前失了礼数。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既想着能把基层的真实情况带到省里，又担心自己见识浅，说错话、办错事。

　　第二天一早，我赶最早的班车往省城赶，一路颠簸，准时赶到省厅会议中心。推开门的那一刻，我瞬间就局促起来。宽敞的会议室里，坐的都是各处室领导、市直单位负责人，人人西装革履，胸前挂着精致的参会牌，交谈间都是专业的术语和工作部署，气场十足。我攥着简陋的纸质参会证，穿着略显拘谨的正装，站在门口手足无措，像误闯进来的外人。

　　不敢往前凑，我悄悄往角落挪，找了个最不起眼的位置坐下，低头把笔记本摊开，只想安安静静旁听，做好记录，不惹眼、不添乱。可即便如此，还是没能避开目光。

　　会议刚开始，主持工作的领导环视全场，视线突然直直落在我身上，眉头微蹙，语气带着毫不掩饰的质疑，声音透过话筒传遍整个会场：“你哪个单位的，也敢坐这儿？”

　　一瞬间，全场鸦雀无声。

　　所有目光齐刷刷向我射来，有诧异，有看热闹的戏谑，有漠然的无视，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同情。我的脸“唰”地烧到耳根，手心瞬间冒出汗，慌慌张张站起身，结结巴巴地报出自己的县乡单位和姓名，声音小得几乎自己都听不清。领导没再追问，只是淡淡挥了挥手让我坐下，可那眼神里的层级隔阂、身份轻视，像一根细针，狠狠扎在我心上。

　　接下来的会议内容，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耳边嗡嗡作响，满脑子都是那句“也敢坐这儿”。我不是怨领导不识得我，基层干部千千万，身居高位的领导记不住很正常，我难受的是，只因我来自最底层的县域村镇，没有响亮的头衔，没有光鲜的身份，就连作为指定代表参会的资格，都要被当众质疑。

　　散会后，我没和任何人打招呼，独自走出省厅大楼。省城的车水马龙喧嚣热闹，我却觉得满心酸涩。我想起无数个扎根基层的日夜：冬天顶着寒风入户走访，手指冻得开裂；夏天冒着酷暑勘察田地，皮肤晒得脱皮；为了政策落地，磨破嘴皮跟群众解释；为了解决难题，跑断腿在各个部门协调。我们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是群众最贴近的贴心人，我们干着最琐碎、最辛苦的活，撑起了基层工作的一片天，却在更高的平台上，被轻易否定了存在的资格。

　　一路上，我沉默不语，心里的委屈翻江倒海，可慢慢的，委屈又化作了底气。我开始明白，层级有高低，岗位有轻重，但工作没有贵贱，做事的人更没有尊卑。我坐在那里，不是冒昧，不是僭越，而是作为基层代表应有的位置，我带来的是最真实的基层声音，是最接地气的工作实情，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价值。

　　回到县里，我依旧扎进村里，守着我的池塘和田埂，核对台账、解决问题，日子还是往常的样子。只是再接到上级会议通知时，我不再局促不安，而是收拾妥当，坦然前往。

　　后来有人问起那次难堪的经历，我只是笑了笑，没有抱怨，没有愤懑。那句质问没有打倒我，反而让我更清楚自己的位置和意义。我们基层干部，就像田埂上的草，不起眼，却扎根大地，生生不息。

　　夕阳西下，我又蹲在村口的池塘边，风吹过稻田，泛起层层绿浪。远处的村落炊烟袅袅，眼前的工作琐碎却踏实。我知道，总有一天，基层的声音会被更多人听见，基层的身影，也会被理所应当地看见，而不是带着质疑，问一句“你也敢坐这儿”。

　　这一路走来，所有的委屈和轻视，最终都变成了脚下最坚实的路，支撑着我，在基层的岗位上，走得更稳、更坦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