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沙锤

　　我叫李玉芬，今年六十岁，东北那旮旯退休的小学音乐老师。

　　其实我不想离开老家。铁岭的冬天虽然冷，但屋里暖气烧得热乎，左邻右舍都是处了几十年的老姐妹。可女儿一个人在杭州，又要带孩子又要上班，视频里眼圈都熬青了。我咬咬牙，提前办了退休，买了张南下的火车票。

　　临走那天，老伴送我到火车站。

　　他拎着我那个用了二十年的帆布包，站在候车大厅里，半天憋出一句话：“玉芬，那边要是待不惯就回来。”

　　我把围巾往上拽了拽，没回头。

　　到杭州那天是个九月末的傍晚，天还热着，空气黏糊糊的，像裹了一层湿毛巾。女儿家在六楼，没电梯，我拎着大包小包爬上去，后背湿透了。

　　外孙小名叫团团，刚满两岁，见了我认生，躲在女儿腿后面，露出半张脸看我。我蹲下身子，从包里摸出一只从老家带来的布老虎：“来，姥姥给你带了好东西。”

　　他看了半天，终于伸手接过去。那一刻我心里一松。

　　日子就这么过下来。女儿女婿早出晚归，我负责带团团，做饭，收拾屋子。小区楼下有片空地，傍晚总有一群老太太跳舞。我趴在窗户边看过几回，没下去。

　　不是不想跳，是放不下那个脸。

　　跳舞得穿紧身衣、踩高跟鞋，一把年纪了扭来扭去，传回老家让人笑话。我老伴那人话少，可心里明镜似的，以前我哼个歌他都要说“行了别唱了”。跳广场舞？想都别想。

　　可杭州没有认识我的人。

　　十月里有一天，团团睡得早，我下楼倒垃圾。那群老太太正跳得起劲，音乐是《最炫民族风》，节奏咚咚咚砸在水泥地上。我站旁边看了会儿，脚底下忍不住跟着打拍子。

　　一个穿玫红色运动服的女人走过来，手里拎着对沙锤，递到我面前：“新来的吧？拿着玩。”

　　我下意识接过来。

　　沙锤很轻，木柄磨得光滑，摇起来沙沙响，像秋天的落叶。

　　我握着那对沙锤，站在原地，音乐震天响，身边没人看我。鬼使神差的，我跟着晃了一下。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女婿家阳台改造的小隔间里，听着隔壁团团均匀的呼吸声，手里攥着那对沙锤，攥了一夜。

　　第二天我去了广场。

　　还是那个女人招呼我，她姓周，退休前在纺织厂做工，嗓门大，笑起来露出整齐的假牙。她教我基本步法，说我底子好，有节奏感。我没敢告诉她我教过音乐，只说是听得多。

　　第一次完整跳完一支舞时，我出了一身汗，腿肚子打颤，但心里敞亮。回家路上路过水果摊，我称了半斤山竹——团团爱吃这个，二十八一斤，平时舍不得买。

　　那对沙锤我没还。周姐说送我了，她家里还有好几对。

　　我把沙锤藏在阳台储物柜最里头，盖上一件旧棉袄。每天傍晚去跳舞，先假装下楼扔垃圾，绕一圈再去广场。跳完赶紧回来，对着镜子把头发重新梳好，怕女儿看出破绽。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躲什么。可能是怕女儿说“妈你这么大岁数了还跳这个”，可能是怕老伴隔着电话听出我心虚。六十岁了，还在偷偷摸摸做自己喜欢的事，说出来怪丢人的。

　　十一月里下了场雨，广场舞停了三天。第四天天晴，我早早哄团团睡下，换好鞋准备出门。

　　女儿在客厅加班，抬头看了我一眼：“妈，你最近总下楼扔垃圾。”

　　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说：“团团睡了，我下去透透气。”

　　她没再问，低头对着电脑。

　　我几乎是逃出门的。

　　那天的广场格外热闹，半个月没跳，大家都憋坏了。周姐拉着我跳了两轮，又给我介绍新来的几个姐妹。我正笑着学一个新步法，忽然余光扫到旁边站着个人。

　　是个男人，六十来岁的样子，个子不高，穿着件浅灰夹克，手里拎着只保温杯。他没跳舞，就那么站着看。

　　我认出他来。

　　这个星期他来了三回，每回都是站那儿看，不跳舞，也不跟人说话。周姐压低声音告诉我：“老宋，退休教授，教音乐的，老婆走得早，一个人住对面那个高档小区。”

　　我没接话，脚下跳错了一个拍子。

　　又过了几天，周姐忽然招呼我：“李玉芬，老宋说想学跳舞，你教教他。”

　　我愣住：“我哪会教人？”

　　“你不是说你底子好嘛，随便带带。老宋人可好了，以前在大学教钢琴，你俩肯定聊得来。”

　　老宋就站在周姐身后，冲我点点头，很客气地笑。

　　他笑起来眼角皱纹很深，但眼睛亮，像个年轻时候见过世面的人。

　　“麻烦你了，我确实一点基础都没有。”他说话声音不高，带着点南方口音，每个字都像落在棉花上。

　　我没法拒绝。

　　那天教的是慢四，最简单的步法。老宋学得认真，但协调性确实不太好，踩了我两回脚，每回都赶紧道歉，说请我喝水。

　　我说不用，脚下接着教。

　　跳完一曲，他真的跑去买了水，两瓶农夫山泉，递给我时瓶盖已经拧松了。

　　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

　　那晚回家路上，我走得比平时慢。

　　二、围巾

　　十二月初杭州突然降温，我还在穿从东北带来的旧棉袄。

　　这件棉袄还是十年前在铁岭百货大楼买的，枣红色，领口磨得发亮，棉花有些结块，不暖和了。可我不想让女儿花钱，杭州的衣服贵，一件普通羽绒服要上千。

　　那晚去跳舞，风直往领口灌。我缩着脖子跳完两轮，站在旁边搓手。

　　老宋走过来。

　　他没跳舞，这阵子他来得少了，说是学院里忙。可每回来都站老位置，拎着那只保温杯，看见我就点个头。

　　“李老师，冷吧？”他把保温杯递过来，“泡的姜枣茶，刚焖的。”

　　我下意识推辞：“不用不用，我不冷。”

　　他没缩手，就那么举着。旁边几个姐妹已经开始挤眉弄眼。

　　我接过来，杯盖当杯子用，倒出半杯浅褐色的茶汤。姜味很轻，枣味很浓，烫烫的一口下去，从嗓子眼暖到胃里。

　　“我前妻以前一到冬天就手脚凉，我习惯焖这个。”他说得很平静，像在说今天几号。

　　我把杯子还给他，没抬头：“那你前妻有福气。”

　　“她走了八年了。”

　　我这才抬头。他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睛看着远处跳舞的人群，不知道在想什么。

　　那天回家，我把旧棉袄脱下来，对着镜子看了半天。六十岁的人，皮肤松了，腰身粗了，再好的衣服也穿不出样子。我把棉袄叠好塞进柜子，拿出那对沙锤，在屋里摇了几下。

　　沙沙沙，像秋天的落叶。

　　周末女儿带团团去早教，我一个人在家收拾屋子。擦到阳台时，鬼使神差把那件旧棉袄翻出来，摸了摸领口，又塞回去了。

　　下午接到周姐电话，说广场那边搞活动，要统一队服，每人交一百二。我说行，挂了电话在微信转账，手一滑转成了一千二。

　　等我发现时已经过了五分钟，赶紧发消息让周姐退。

　　周姐没回。

　　晚上去广场，周姐一见我就笑：“玉芬你可真是个大马虎！”她掏出钱包要退钱，老宋在旁边忽然开口。

　　“队服我赞助了。”

　　所有人都看着他。

　　他像没察觉，低头拧保温杯盖子：“一百二十个人的，算我的一点心意。”

　　周姐愣了两秒，率先鼓掌。掌声稀稀拉拉响起来，老宋还是那副平静的样子，拧开杯盖喝了一口。

　　他看我一眼，没说话。

　　第二天傍晚，我正要出门，女儿在门口叫住我：“妈，有人送东西。”

　　是个纸袋，放在门口鞋柜上，没有寄件人信息。我打开，里面是一条羊绒围巾，浅驼色，吊牌还没拆——三千八。

　　我手抖了一下。

　　“谁送的？”女儿凑过来看，“妈，你在外面认识什么人？”

　　我把围巾塞回袋子：“可能是搞错了。”

　　那晚我没去跳舞。我在阳台上坐着，对着那对沙锤，坐到十一点。

　　第二天我把围巾带到广场，趁没人注意塞给老宋：“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他没接，也不看我：“杭州的湿冷不比东北，你那条旧围巾不顶用。”

　　“你怎么知道我那条旧围巾？”

　　他不说话了。

　　隔了很久，他把围巾推回来：“李老师，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你跳广场舞的时候能暖和点。”

　　我攥着那个纸袋，指甲陷进提手绳里。

　　那天我还是没戴那条围巾。回家路上经过商业街，橱窗里亮着暖黄的灯，模特脖子上系着同款浅驼色。我站那儿看了很久，玻璃上映出一个模糊的人影，头发花白，身形微胖，六十岁了。

　　我扭头走了。

　　十二月底，团团肺炎住院，我在医院陪护了整整一周。那几天杭州又下雨，冷得刺骨，医院走廊的窗户漏风，我裹着那件旧棉袄还是打哆嗦。

　　有天傍晚我去开水房打水，路过消防通道，听见有人在哭。是个年轻女人，声音压得很低，一边哭一边打电话说交不起住院费。

　　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

　　回病房的路上，我摸出手机，给周姐发消息：队服的钱，我还是转给你。

　　发完这句话，我靠在墙上，忽然想起老宋那天拧松的矿泉水瓶盖，想起那杯姜枣茶，想起纸袋里那条浅驼色的围巾。

　　三千八。我这辈子没收过这么贵的礼物。

　　团团出院那天是个晴天。我把外孙送回女儿手里，说下楼走走。

　　其实去了商场。

　　那条围巾还挂在橱窗里，我进去问了价钱，导购说刚好搞活动，九折。我掏出银行卡——里面是我退休后攒的私房钱，每个月从生活费里省出来的，三千五百块。

　　刷完卡余额剩二十。

　　我把围巾戴在脖子上，羊绒软得像云朵，贴着下巴那一小片皮肤，痒酥酥的。

　　晚上我去广场，老宋站在老位置。

　　我走过去，把脖子上的围巾整理了一下，没说话。

　　他看了我一眼，没问怎么又收下了，只是点点头：“挺好看的。”

　　那晚跳舞我跳得格外轻快，脚下像踩着弹簧。周姐打趣说玉芬最近气色真好，我笑笑没接话。

　　回家的路上，老宋走在后面，隔了五六步远。单元楼门口那盏路灯坏了很久，物业一直没修，黑黢黢的。我摸钥匙时，身后亮起一点光。

　　是他举着手机手电筒。

　　“你上去吧，”他说，“我看着。”

　　我没回头，快步走进楼道。三层楼的台阶，我数了四十七步。走到家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听见楼下脚步声慢慢远了。

　　那晚我又失眠了。

　　隔间很安静，团团在隔壁均匀地呼吸。窗外是杭州十二月的夜，没有星星，也没有铁岭那种干冽的冷。

　　我把围巾叠好放在枕边，羊绒在黑暗里泛着浅淡的光。

　　六十岁了，我对自己说，你还有几年好活？

　　三、红糖

　　春节老宋回了趟上海，说是给父母扫墓。

　　他走之前来广场道别，还是那副淡然的模样，拎着保温杯，站在平时站的位置，看我跳完一支舞。

　　“初七回来，”他说，“给你带城隍庙的梨膏糖。”

　　我跳错了一个拍子。

　　他走的那十天，杭州连着落了八天雨。广场舞停了，我窝在女儿家阳台上，对着那对沙锤发呆。团团跑过来扯我衣角，我回过神，发现自己已经把沙锤攥在手里摇了半天。

　　初七那天雨停了。

　　我早早哄团团睡下，换了鞋，对着镜子把头发梳了三遍。下楼时腿有些软，心跳得比跳快三还急。

　　广场上湿漉漉的，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老宋站在老位置，手里拎着个纸袋子，看见我，点一下头。

　　“梨膏糖，”他把袋子递过来，“老字号，要兑温水化开喝。”

　　我接过来，想说谢谢，嗓子眼像堵了团棉花。

　　那晚我跳得格外卖力，跳到后背出汗，跳到腿肚子打颤。周姐喊停，我还在转圈。

　　三月初发生了件事。

　　那天跳舞中途我去公厕，回来时经过花坛，听见几个姐妹在聊天。话题是我。

　　“……老宋那人你们不知道？以前他老婆活着的时候，他在学院里就有那种传闻。不过都是老黄历了……”

　　“那他对李玉芬是认真的？”

　　“谁知道呢，反正他一个人有钱有闲，找个人陪呗。”

　　我站在花坛后面，手里还握着那对沙锤。

　　后来我是怎么走回去的，记不太清了。只记得那晚老宋给我递保温杯，我没接，低着头说累了，先回去。

　　他愣了一下，没说话，把保温杯收回去了。

　　接下来几天我都没去跳舞。

　　女儿问我怎么不出去了，我说天冷，懒得动。团团肺炎好了之后黏人，我整天抱着他坐在沙发上，也不开电视，就那么坐着发呆。

　　第四天傍晚，有人敲门。

　　女儿去开的，回头朝我挤眼睛：“妈，找你的。”

　　老宋站在门口，头发比平时梳得整齐，手里拎着那熟悉的保温杯。他看见我，还是先点头。

　　“这几天降温，怕你感冒，”他把保温杯放在鞋柜上，“焖了红糖姜茶。”

　　女儿在旁边看热闹：“哟，红糖姜茶，讲究啊。”

　　我一把抄起保温杯，把老宋拽到了楼道里。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声音压得很低，自己都不知道是怕女儿听见还是怕别的什么。

　　他看着我，不说话。

　　“我一个东北来的老太太，给人带外孙，没文化没退休金，你图什么？”

　　楼道里很黑，我看不清他的表情。隔了很久，他开口，声音还是那样不高不低。

　　“我前妻病那三年，我天天往医院跑。她走那天是个春天，医院走廊外面有棵玉兰树，开了一树白花。”他顿了顿，“从那以后八年，我没跟任何人说过话超过三句。”

　　他抬起眼睛看我。

　　“你不一样。你摇沙锤的时候，我站在那边花坛后面看了一下午。”

　　我攥着保温杯，手心烫得发疼。

　　“我知道别人怎么说，”他继续，“说我老宋图新鲜，图有人陪。可我自己知道。”

　　他不再说了。

　　我站在黑暗的楼道里，听见六楼传来团团的笑声，听见楼下汽车驶过积水的声音，听见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擂鼓。

　　六十岁了，我对自己说。

　　我拧开保温杯盖子，倒出半杯红糖姜茶。很烫，姜味很重，比上次的枣茶辣。

　　我喝完了。

　　四、糖心

　　我们的事在广场上传开之后，风向变得很快。

　　周姐拉着我的手说玉芬你命真好，那么大年纪还能遇到老宋这样的。其他人见面就打听，老宋送你什么了，他退休金多少，那套房子写了你名字没。

　　我一个都没答。

　　我和老宋相处的方式其实没什么变化。他还是站在老位置看我跳舞，跳完了陪我走那段没路灯的路，送到单元门口，举着手电筒看我进去。周末有时约着去西湖边走走，他话不多，走得很慢，像要把每一步都走实。

　　有一回走到断桥，他说起年轻时在杭州读书，周末常来这里写生。后来和前妻来过，再后来一个人来，站桥上看水，一看就是一小时。

　　“现在不一样了，”他说，“现在有人陪。”

　　我看着湖面，没说话。

　　那天回程下起小雨，他把外套脱下来罩在我头上，自己淋湿半边肩膀。我说你傻不傻，六十多岁的人了，淋病了怎么办。他笑笑，说没事。

　　那个笑容我记了很久。

　　五月底女儿公司组织旅游，要出去三天。她放心不下团团，我说我带，你安心玩。她看我一眼，欲言又止。

　　那天晚上老宋约我看电影，我说外孙没人带。他说那就带着团团一起。

　　我们去了商场里的儿童影院，放的是动画片。团团坐中间，老宋坐左边，我坐右边。电影开场十分钟，团团开始打瞌睡，歪在老宋胳膊上睡着了。

　　老宋一动不动，就那么托着他，托了整整一小时。

　　电影散场，他把团团轻轻放回我怀里，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我看着他，他看着我，谁都没说话。

　　出商场时路过珠宝柜台，他停了一下。

　　橱窗里摆着一对银镯子，细细的，刻着缠枝莲纹。导购迎上来介绍，说这是新款，适合送给长辈。他听完没接话，只低头看了看表。

　　那对银镯子后来在我梦里出现过好几次。

　　六月他过生日，六十二周岁。我思来想去不知道送什么，最后去书店买了一套乐谱——肖邦的夜曲集，精装版。他说过年轻时最爱弹肖邦。

　　送的时候我手心全是汗，怕他觉得寒酸。他接过去，翻开扉页，手指在纸面上停了很久。

　　“你怎么知道我在找这个版本？”

　　我说猜的。

　　他把乐谱抱在胸前，像抱一件易碎的瓷器。

　　那晚他破例喝了酒。我们坐在运河边的长椅上，旁边是跳广场舞的人群，音乐震天响。他喝了半瓶啤酒，话比平时多一些，讲起年轻时在维也纳进修，坐地铁坐反方向，一路坐到郊区，看见一片森林，以为出了城，其实是市立公园。

　　“那时候年轻，走错了也不怕，”他看着运河水，“总以为有的是时间往回走。”

　　他没说下半句。我知道他意思。

　　我悄悄伸出手，覆在他手背上。他反手握住了，握得很紧，像溺水的人抓住浮木。

　　那一刻我以为我抓住了后半生。

　　六月底，老宋说要去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走三天。临行前来敲我门，送了一盒新茶，说是明前龙井，让我自己喝，别舍不得。

　　我站在门口接过来，他站那儿不走。

　　“玉芬，”他忽然改了口，不叫李老师了，“等我回来，有件事想和你说。”

　　我心里跳了一下。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把那对沙锤从阳台储物柜里翻出来，用软布细细擦了一遍。木柄磨得更光滑了，摇起来沙沙沙，还是像秋天的落叶。

　　我对着镜子练习了很久——要怎么回答才不算太急，又不会错过。

　　三天。

　　我数着小时过。第一天团团午睡醒来叫了两声姥姥，我没听见。第二天做饭把糖当成了盐，女儿没说什么，自己加了水煮成汤。第三天我干脆没睡，坐在隔间窗边，看着楼下来往的车灯。

　　第三天傍晚他回来了。

　　我老远就认出了他走路的姿势，不紧不慢，每一步都踏实。我站在阳台上，看他走进单元门，心跳得比跳快三还急。

　　十分钟后手机响了。

　　不是他的号码，是一条微信——老宋发来的。

　　我点开。

　　是一条共享位置，显示他在距离我五百米的小区西门。后面跟了一句话：

　　“明天去找你，今天有点事。”

　　五百米。他已经在小区里了，却没上来。

　　我攥着手机站在阳台，看着西门的方向。路灯亮起来了，三盏，间隔均匀，橘黄色的光落在湿漉漉的地面上。

　　他又发来一条消息：“早点休息。”

　　我回了一个字：“好。”

　　那晚我把沙锤放在枕头边，一夜没睡。

　　五、手机

　　第二天是周四。

　　团团上早教，女儿请了假自己送。我站在窗户边看着她们走远，然后回屋，把床单换了，地拖了，碗洗了。做完这一切才刚九点。

　　我坐下来，又站起来。

　　十点，老宋还没消息。我忍不住给他发了条微信，问会议开得怎么样。等了十分钟，没回。

　　我下楼去超市买菜。站在货架前，对着陈列整齐的酱油瓶，忽然想不起来家里缺什么。

　　最后买了袋盐。

　　回家路上经过小区西门，我停了一下。这里是高档住宅区，大门比我们那边气派，门禁森严，保安穿着笔挺制服，进出要刷卡。我站了一会儿，保安看过来，我赶紧走了。

　　下午两点，老宋终于回消息了。

　　“昨晚没休息好，今天补了个觉。晚上广场见？”

　　我回：“好。”

　　心里的石头落下来一半。另一半悬在那儿，不知道为什么。

　　傍晚我去广场，比平时早了半小时。周姐还没到，几个熟面孔也没来。老宋站在老位置，拎着保温杯，看见我，点一下头。

　　我走过去，他把保温杯递过来，瓶盖已经拧松了。

　　“前天南京下雨，”他说，“想起你上次说喜欢喝枣茶。”

　　我接过来，没喝。

　　他看了我一眼，没问。

　　那晚跳舞我总走神，错了两个拍子。老宋在边上站着，什么也没说。跳完舞他照例送我回去，走到单元门口，照例举起手机手电筒。

　　“玉芬，”他在身后叫我。

　　我回头。

　　他站在黑暗里，手机的光照亮他的半张脸。他说：“我上次说有事想和你谈，你还记得吗？”

　　我攥紧了围巾。

　　“我……”

　　他话没说完，手机屏幕忽然一闪，一个电话打了进来。他低头看了一眼，眉头微不可查地皱了一下，随即挂断。

　　“没什么，”他说，“你先上去，改天再说。”

　　我站在楼道口，看着他快步走远的背影。他走得很急，不像平时那样不紧不慢。

　　那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十一点四十分，我起来上厕所。经过客厅时，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女儿的手机，放在茶几上充电，推送了一条微信消息提醒。

　　发送人头像是个年轻女人的侧影，昵称叫“糖心”。

　　消息内容我没看清，屏幕只亮了短短一秒。但那个头像，那个昵称，像一根针扎进眼睛里。

　　我站在黑暗里，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第二天我借着帮女儿清理手机内存的机会，打开了她微信。我知道这是偷看，六十岁的人了，不该做这种事。可我的手不受控制。

　　女儿微信里没有那个叫“糖心”的人。

　　我松了一口气，笑自己疑神疑鬼。

　　可是下午老宋来敲门时，我的眼睛还是忍不住往他手机上看。他注意到我的目光，把手机翻扣在桌上。

　　“怎么了？”他问。

　　“没什么，”我说，“就是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再去南京。”

　　他笑了一下：“怎么，舍不得？”

　　我点点头。

　　他愣了一下，像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他沉默很久，轻声说：“玉芬，等我忙完这阵子……”

　　他又没说完。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按掉。过了几秒钟，又响了。

　　“你接吧，”我说，“万一有急事。”

　　他犹豫了一下，走到阳台。

　　窗户没关严，我听见他压低的嗓音，只言片语飘进来：“……说了这两天……等我回去再说……听话。”

　　他挂了电话回来，脸色不太自然。

　　“学生，”他说，“急着找我改论文。”

　　我点点头。

　　那天晚上我失眠到凌晨三点。天亮时迷迷糊糊睡着，做了一个梦，梦里老宋站在运河边，我朝他走过去，走一步，他退一步，怎么都追不上。

　　我醒来时枕巾湿了一块。

　　事情发生在七月中旬。

　　那天老宋说下午要去学院开会，晚上不跳舞了。我坐在家里，团团在午睡，女儿在上班，整间屋子安静得像一座空房子。

　　我坐了很久，然后换了鞋，出门。

　　老宋住的小区我知道在哪，他指给我看过，说六号楼一单元1202。我从没上去过，也没被邀请过。他说等他收拾收拾屋子，乱得很，见不得人。

　　我站在小区门口，保安问我找谁。我说1202的宋老师，我是他……亲戚。

　　保安打了对讲机，片刻后放行。

　　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镜子照出我的脸，花白的头发，眼角的皱纹，手上戴的女儿前年买的银戒指，已经褪色了。

　　十二楼，门牌号1202。我站在门口，举起手，又放下。

　　门没关严。

　　里面传来说话声，女人的声音，年轻，带着笑，不是打电话——是在客厅里。

　　“……那个人还缠着你呢？”

　　老宋的声音低一些，听不清说什么。

　　女人笑起来：“行行行，知道你心软。不过差不多得了，又不是真处对象，拖着对人家也不公平。”

　　我站在门口，没有动。

　　“对了，爸，下个月我和小陈领证，你那边的钱……”

　　老宋说了句什么。女人“嗯”了一声，脚步声往门口来。

　　我转身走进消防通道，躲在那扇门后面。

　　脚步声经过，门开了又关上，高跟鞋笃笃笃敲着地面，渐行渐远。

　　我在消防通道里站了很久。不知道多久，直到腿麻了，才扶着墙慢慢蹲下。

　　那对沙锤还在我包里。这几天我随身带着，像年轻人带着定情信物。

　　我把它们拿出来，摇了一下。

　　沙沙沙。

　　楼道里很暗，没有窗户，看不见外面的天光。

　　六、骗局

　　我没上楼。

　　从消防通道出来时，腿还是软的。我扶着墙，一步一步走到电梯口，按了下行键。电梯来了，我进去，靠着冰冷的金属厢壁，看着楼层数字一格一格变小。

　　一楼，大堂，阳光刺眼。保安看我出来，笑着打招呼：“大姐，亲戚在家吗？”

　　我没回答。

　　我走回女儿家，坐在阳台上，太阳从正中移到西边，又沉下去。团团睡醒了，跑过来扯我衣角，叫姥姥。我把他抱起来，抱得很紧。

　　晚上女儿回来，问我怎么不做饭。我说没胃口。她看了我一眼，没追问，自己去厨房下了两碗面。

　　我把面吃完，一根不剩。

　　那晚我没去跳舞。周姐发消息问，我说累了。老宋也发了一条，简短几个字：“今天开会开晚了，你还好吗？”

　　我把对话框点开，打了一行字，删了。又打一行，又删了。

　　最后回了个“嗯”。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我都没去广场。

　　老宋发消息的频率从一天一次变成一天三次，从“今天降温记得加衣服”变成“玉芬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一个都没回。

　　第五天傍晚，他来了。

　　女儿开的门，回头看我，眼神复杂：“妈，上次那个叔叔又来了。”

　　老宋站在门口，头发比平时乱，眼睛下面有青影。他手里没拎保温杯，空着两只手，看着我从客厅走出来。

　　“玉芬，”他说，“我想和你谈谈。”

　　我站在玄关里，隔着防盗门看他。门没开。

　　“楼下吧，”我说，“我换双鞋。”

　　我们坐在小区花园的长椅上。七月底，杭州最热的时候，蝉叫得像在锯木头。我低着头看自己的手，手指上那枚银戒指在暮色里发着黯淡的光。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他开口，声音还是不高不低，但比平时慢，“是不是哪里做错了。”

　　我没说话。

　　“你说累了，我想可能真是累了。你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他顿了顿，“直到周姐告诉我，你上周去了我那边小区。”

　　他终于转过脸，看着我。

　　“你看到什么了？”

　　我抬起头。

　　“你女儿叫你爸。”

　　他没有否认。

　　长久的沉默。蝉还在叫，暮色从橘红变成灰蓝。他的脸在暗下来的光线里看不清表情。

　　“她叫宋歆，”他说，“今年三十二岁，在银行工作。下个月结婚。”

　　我听着。

　　“微信上那个‘糖心’，是她。”他把手机递过来，屏幕亮着，聊天记录往上滑，几十条，上百条。我没接。

　　“她妈走后，她一直催我再找一个。催了八年，我都没动。”他停顿了很久，“直到遇见你。”

　　我开口了。这是见面后我说的第一句话。

　　“那她为什么说‘拖着对人家不公平’？”

　　他像是被噎住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这个让我喝过几十杯红糖姜茶的男人，这个在雨中把外套脱给我、自己淋湿半边肩膀的男人，这个托着团团一动不动整整一小时的男人。

　　“老宋，”我说，“你到底把我当什么？”

　　他沉默着。路灯亮了，橘黄色的光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

　　“我一开始，”他终于开口，很慢，像每一个字都要花很大力气，“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八年了，我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对着那架钢琴。有时候弹完一整首肖邦，抬起头，屋子里连个鼓掌的人都没有。”

　　他抬起眼睛看我。

　　“后来认识你。你摇沙锤的时候，头微微偏着，像在听音乐里的节拍。我站在花坛后面看了一下午，没敢过去。”

　　“再后来送你围巾，你没收。我拿回去放了一个月，又拿出来，想着下次再试试。你收下那天，我在家坐了很久，也不知道高兴什么，就是坐不住。”

　　“你说自己没文化没退休金。玉芬，你教了四十年小学音乐，你手上的节拍感比我好多学生都准。你带团团那种耐心，我年轻时对我女儿都没有过。你喝红糖姜茶会皱眉头，嫌辣，但每次都喝完。”

　　他看着我，眼眶泛红，但没有哭。

　　“后来我发现，不是想找人说话。是想找你说话。”

　　他停顿很久。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女儿开口。说爸六十二了，想再婚，对象是东北来的，退休小学老师，在给人带外孙。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接受，我……”他的声音低下去，“我一直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我把那对沙锤从包里拿出来。

　　他愣住了。

　　“你送我的第一样东西，”我说，“不是围巾，是沙锤。”

　　我摇了摇，沙沙沙。

　　“那天我刚到杭州一个月，谁也不认识，每天就是带孩子、做饭、收拾屋子。下楼倒垃圾都像放风。”

　　“周姐把这东西递给我，说新来的吧，拿着玩。我接过来了，从此每天去跳舞，像上瘾。”

　　我看着沙锤的木柄，磨得光滑锃亮。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带大女儿，带大外孙，等带不动了，回铁岭，跟我那个不会说话的老伴大眼瞪小眼，过完剩下的日子。”

　　我抬起头，看着他。

　　“你让我知道还有别的活法。”

　　我把沙锤放在长椅上，站起身。

　　“可是老宋，你女儿没说错。拖了八个月，你连小区门都没让我进过。你说屋子乱，收拾好了见人。我信了。”

　　“你说等忙完这阵子有事和我谈。我等着。”

　　“你改口叫我玉芬，我以为你要说那个事。我对着镜子练了好几天，怎么回答才不算太急，又不会错过。”

　　我笑了一下。

　　“我六十了，没有下一个八个月等了。”

　　他站起来，嘴唇翕动，像要说什么。

　　我转身走了。

　　走出十几步，他在身后叫我：“玉芬。”

　　我停住，没回头。

　　“她那天说的话，不是我的意思。”他的声音发紧，“她说‘拖着对人家不公平’，我说……”

　　他停住了。

　　我等了几秒钟。他没说下去。

　　我迈开步子，走进单元楼。楼道里那盏坏掉的路灯还没修，黑黢黢一片。我摸出钥匙，手抖得对不准锁孔。

　　三楼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

　　七、散场

　　接下来一个月我没去广场。

　　周姐打了好几次电话，开头都是“玉芬你最近咋不来啦”，我回累了、身体不舒服、团团闹人。她听出我不想说，不再追问，只让我好好休息。

　　八月下旬，女儿忽然问我：“妈，你是不是跟那个宋叔叔吵架了？”

　　我正在叠衣服，手停了一下。

　　“他上周在楼下站了三晚，”女儿说，“我晚上加班回来，十一点多，还看见他在对面路灯下站着。昨天我叫保安去问，他说就走，可站到十二点才走。”

　　我把那件叠好的衣服放进柜子。

　　“妈，”女儿走过来，靠着我坐下，“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喜欢他？”

　　我看着窗外。杭州的八月还是热，知了从早叫到晚，聒噪得像要把整个夏天叫穿。

　　“是，”我说，“喜欢过。”

　　女儿沉默了很久。

　　“那他呢？”

　　我把柜门关上，没回答。

　　九月初，周姐发来一条微信，很长一段语音。我点开，她大嗓门从扬声器里冲出来：“玉芬！明天广场舞大赛决赛，你一定要来！咱们队进决赛了！老宋给咱们编的舞，他还给配了钢琴伴奏！”

　　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看着楼下那片空地。

　　第二天傍晚，我去了。

　　决赛在区文化馆礼堂，我第一次看见广场舞被搬上正经舞台。周姐她们穿着统一队服，玫红色，亮闪闪，比平时排练认真一百倍。

　　音乐响起，不是《最炫民族风》，是肖邦的夜曲。

　　我愣住了。

　　钢琴声从音响里流出来，舒缓、克制，每一个音符都踩在心跳的空隙上。台上的人跟着节奏摇摆，手里的沙锤沙沙响，像秋天的落叶，一场接一场。

　　我站在最后一排，没人注意。

　　曲子快结束时，我看见了老宋。

　　他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最边上，头发比两个月前白了更多。他望着台上，没有回头。

　　我在散场时离开。

　　走出文化馆大门，身后有人叫我。

　　不是老宋，是周姐。她追出来，气喘吁吁，手里拎着个袋子。

　　“老宋让我转交的，”她把袋子塞给我，“他说你落下的。”

　　我打开，里面是那对沙锤。

　　木柄擦得很亮，每一根木纹都清晰可见。旁边还有一封信，没封口，露出一角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

　　我没拆，把袋子合上了。

　　“玉芬，”周姐看着我，难得轻声细语，“老宋这两个月老了很多。他那天跟我说，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就是那天晚上没把话说完。”

　　我攥着袋子，不说话。

　　“他说，‘她那天说的话，不是我的意思。我说，不是拖着，是怕自己配不上。’”

　　风从广场吹过来，九月初的夜风，带着浅浅的桂花香气。

　　我把袋子抱在胸前。

　　“周姐，”我说，“晚了。”

　　八、落叶

　　日子照旧过。

　　团团上了幼儿园，我早上送，下午接，中间有大把空出来的时间。女儿让我出去转转，跳跳舞、聊聊天，别总闷在家里。我说好，然后坐在阳台上，一坐一下午。

　　那对沙锤放在储物柜最深处，盖着那件枣红色旧棉袄。

　　我没再打开过。

　　十月下旬，女儿神秘兮兮地拿了个快递进门，催我拆开。我以为是团团的新玩具，拆了一层又一层，最后露出一个丝绒盒子。

　　盒子打开，是那对银镯子。

　　缠枝莲纹，细细的，在灯光下流转着柔和的光。附着一张卡片，上面只有三个字：

　　“对不起。”

　　我没问是谁寄的。女儿也没说。

　　我把镯子放回盒子，塞进抽屉最深处。

　　十一月，杭州入冬。我带团团去西湖边看落叶，满地金黄，踩上去沙沙响，像沙锤的声音。

　　团团捡起一片梧桐叶，举到我面前：“姥姥，给。”

　　我接过来，攥在手心。

　　晚上女儿加班，我哄团团睡着，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窗外是杭州十一月的夜，没有星星，楼下那盏坏掉的路灯终于修好了，橘黄色的光落在地面上。

　　我打开抽屉，拿出那对银镯子。

　　戴上，摘下来。戴上，又摘下来。

　　最后我把它们套在手腕上，对着灯光看了很久。

　　第二天我去了趟运河边。

　　秋天快过完了，游船少了大半，长椅上零星坐着几对老人。我走到我们坐过的那张长椅，站了一会儿，没有坐。

　　风从河面吹过来，带着潮腥的气息。

　　我想起老宋说过，年轻时在维也纳坐反地铁，看见一片森林，以为出了城，其实是市立公园。

　　“那时候年轻，走错了也不怕，总以为有的是时间往回走。”

　　他不是在说地铁。

　　我站在运河边，把那对银镯子从手腕上褪下来，攥在手心。

　　风很大，吹乱了我新烫的头发。

　　十二月初，女儿忽然对我说：“妈，爸打电话来了。”

　　我正给团团剥橘子，手停了一下。

　　“他说，”女儿斟酌着措辞，“家里暖气试水了，你不在，他忘了怎么排气，想问问你什么时候回去。”

　　我没说话。

　　“他还说，你养的那盆君子兰今年又没开花，他天天浇水，也不知道是不是浇多了。”

　　我把剥好的橘子递给团团，站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杭州十二月的天空，灰蒙蒙的，像一块洗旧了的棉布。我想起铁岭的冬天，零下三十度，窗户上结着厚厚的霜花，老伴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灶台点上，给我热洗脸水。

　　他不会说好听话。四十年了，连“玉芬你今天挺好看”都没说过。

　　可那盆君子兰，他知道是我从单位退休那年带回来的，搬过三次家都没扔。

　　“妈，”女儿走到我身后，“你是不是想回去了？”

　　我转过身，看着她。

　　她三十四了，眼角也有了细纹。当年那个扎着羊角辫、坐在我自行车后座上去上学的小姑娘，已经是孩子的妈妈。

　　“团团明年上小学，”我说，“你们用不上我了。”

　　女儿红了眼眶。

　　“妈，你别说这种话。杭州也是你家，我在这，团团在这，你不在这在哪？”

　　我伸手，把她鬓边的一缕白发掖到耳后。

　　“我该回去了，”我说，“你爸一个人，不会做饭，天天凑合。”

　　元旦过后，我订了回铁岭的火车票。

　　走之前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去了广场。

　　十二月底，杭州最冷的时候，广场上空荡荡的，只有几盏路灯亮着。我站在那片熟悉的水泥地上，站了很久。

　　然后我从包里拿出那对沙锤。

　　木柄光滑，摇起来沙沙响，还是秋天的声音。

　　我摇着沙锤，在原地转了一圈。

　　没有音乐，没有舞伴，六十岁的老太婆，一个人在冬夜的广场上，跳了一支没有名字的舞。

　　跳完，我把沙锤收进包里，转身走了。

　　走出广场时，我看见对面路灯下站着个人。

　　花白头发，灰夹克，手里拎着一只保温杯。

　　他站在那儿，隔着整片广场的距离，没有走过来。

　　我也没有。

　　我们就这样隔着黑暗对望。风从中间穿过，带着冬天最后一丝桂花香气。

　　很久，他举起了手。

　　不是挥手，是举着手机，那盏曾经照亮单元楼门洞的手电筒。

　　橘黄色的光穿过广场，落在我脚边。

　　我攥紧了背包带子，转过身，走进夜色里。

　　这一次，身后没有脚步声跟上来。

　　九、铁岭

　　火车开动时，杭州正在下雨。

　　我靠窗坐着，看着站台慢慢后退，看着这个我生活了一年半的城市变成模糊的色块，然后变成一条线，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

　　车厢里暖气开得很足，我把围巾解下来叠好，放进包里。

　　那条浅驼色羊绒围巾，三千八，戴了一冬天，还是崭新的样子。

　　我没舍得扔。

　　二十四个小时后，铁岭到了。

　　出站口站着一个人，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头发比我走时白了一大圈。他看见我，木着脸，伸手来接我的包。

　　“火车晚点四十分钟，”他说，“饿了吧。”

　　我把包递给他。

　　家里还是老样子。沙发巾没换，茶几上摆着我走时那个玻璃烟灰缸，电视柜旁边那盆君子兰果然没开花，叶子倒比走时多了两片。

　　暖气烧得很热，一进门眼镜就起雾。

　　“试水那回，”老伴背对着我，把包放在门边，“我在屋里找了半天阀门，没找着。”

　　他顿了顿，“后来敲开隔壁老王家门，他儿子给弄的。”

　　我摘下眼镜擦着，没说话。

　　晚饭是酸菜炖白肉，他做的。肉切得太厚，酸菜咸了，我吃了两碗。

　　他看我吃完，端起碗去厨房刷。

　　我坐在沙发上，听着厨房里水龙头哗哗响，和窗外铁岭十二月的风声。

　　这个家和我走时一模一样。

　　就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

　　日子又回到从前。

　　早上他五点四十起床，烧水，热饭，六点半出门去公园下棋。我七点起来，收拾屋子，买菜，中午随便吃一口，下午看看电视，困了眯一觉。

　　晚上他回来，两人对坐着吃饭，他看新闻，我看他。

　　话很少。一天加起来不超过十句。

　　“明天降温，多穿点。”

　　“嗯。”

　　“白菜买了。”

　　“嗯。”

　　“老王儿子元旦结婚，送多少。”

　　“你看着办。”

　　有一天晚上他忽然说：“你变了。”

　　我正低头织毛衣，没抬头：“哪变了。”

　　“头发，”他指了指，“烫卷了。”

　　我停住针，想起来那是去年秋天在杭州烫的。老宋说卷发好看，显年轻。

　　“楼下新开的理发店，”我说，“团购便宜。”

　　他没再问。

　　那件毛衣织完是个三月底。我给团团寄了过去，顺便寄了一包榛子仁、两袋东北大米、还有一条我新做的棉裤。女儿收到后发来照片，团团穿着棉裤在客厅转圈，脸圆了一圈。

　　我放大照片，一点一点看。

　　客厅还是那个客厅，沙发巾换成新的了，茶几上多了几本儿童绘本。阳台储物柜门关着，不知道那对沙锤还在不在里面。

　　我没问。

　　四月里有一天，老伴从外面回来，手里拿着个信封。

　　“给你的，”他把信封放在茶几上，“杭州邮戳。”

　　我没当着面拆。他进厨房做饭，我拿到卧室，打开。

　　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信纸，熟悉的字迹，不高不低，像他说话的样子。

　　“玉芬：

　　周姐说你回了东北。我想了很久，还是写这封信。

　　那天晚上你没回头，我在广场站到凌晨三点。保安过来问，我说等人。他说这么晚了不会来了，我说她会。

　　其实我知道你不会回来。

　　沙锤我替你收着。如果有一天你想跳了，杭州随时有你的位置。

　　我女儿上个月结婚了。婚礼上我弹了一首肖邦，她妈在世时最爱那首。弹完我站在台上，看着下面满座宾客，忽然想，要是你也在就好了。

　　这句那天晚上就该说，我没说出口。

　　对不起。”

　　我把信纸叠好，放回信封，塞进床头柜最底层。

　　晚上吃饭时，老伴看我一眼，没问是谁寄的。

　　我也没说。

　　五月，君子兰终于开花了。

　　橙红色的花球，从墨绿叶片中间探出头来，颤巍巍的，开了整整半个月。

　　老伴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去阳台看花，回来汇报开了几朵。

　　“今天五朵，”他说，“比昨天多两朵。”

　　我嗯了一声，把豆浆端上桌。

　　窗外是铁岭五月的天，蓝得像洗过一样。

　　我忽然想起去年杭州的玉兰，开在医院走廊窗外，一树白花。

　　那是我第一次听老宋讲他前妻。

　　阳台传来老伴浇花的水声，哗啦，哗啦。

　　我把豆浆喝完，起身去收衣服。

　　十、沙锤

　　七月里女儿带着团团回来过暑假。

　　外孙长高了一大截，进门就扑过来抱我腿，喊姥姥我想你。我搂着他，眼眶热了又忍回去。

　　老伴在旁边站着，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亲近，半天憋出一句：“吃西瓜不？”

　　团团看看他，有点认生，躲到我身后。

　　老伴讪讪转身去厨房切瓜。我看着他的背影，肩膀比以前塌了些，头发白了大半，走路不像从前那样虎虎生风。

　　他老了。

　　我也老了。

　　那天晚上女儿睡我旁边，像小时候一样，侧着身子跟我说话。

　　“妈，”她声音压得很低，“宋叔叔找过我。”

　　我看着天花板，没接话。

　　“他把那对沙锤寄来了，托我转交。还说，你落在他那儿一本乐谱，肖邦夜曲集，问要不要一起寄过来。”

　　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在屋顶投下一道淡淡的白。

　　“我没收，”女儿说，“我说我妈现在挺好的，不想被打扰。”

　　她转过脸看着我。

　　“妈，我做对了吗？”

　　我沉默了很久。

　　“你做得对，”我说，“是妈自己的事。”

　　团团在隔壁屋睡熟了，老伴轻微的鼾声透过墙壁传过来。铁岭夏夜的窗外，有虫鸣，一声接一声，不急不缓。

　　我闭上眼，想起杭州运河边的风。

　　第二天我带团团去公园。他跑在前面追蝴蝶，我跟在后面，走得很慢。

　　公园中央有个小广场，几个老太太在树荫底下跳舞。没有音响，没有统一队服，就那么几个人，跟着手机放的曲子，慢悠悠地摇。

　　团团跑累了，回来扯我衣角：“姥姥，你看她们跳舞。”

　　我站住脚，看了很久。

　　一个老太太手里的沙锤在阳光下摇动，木柄光滑，沙沙沙。

　　“姥姥，你会跳吗？”团团仰头看我。

　　我低下头，摸摸他的头发。

　　“会，”我说，“姥姥会跳。”

　　那天晚上，等他们都睡了，我打开床头柜最底层。

　　信封还在，沙锤不在。

　　我把那封叠得整整齐齐的信纸抽出来，展开，一个字一个字看完。

　　然后我从柜子最深处摸出另一个东西。

　　那对银镯子。

　　缠枝莲纹，细细的，在台灯光下流转着柔和的光。

　　我把它们套在手腕上，对着灯光看了很久。

　　然后褪下来，放回丝绒盒子，和信放在一起。

　　第二天傍晚，我一个人去了趟郊外。

　　铁岭郊区有片杨树林，秋天落叶铺满地，夏天倒是郁郁葱葱。我站在林边，从包里拿出那对沙锤。

　　木柄光滑，摇起来沙沙沙，像秋天的落叶。

　　我握了很久。

　　然后弯下腰，把它们轻轻放在一棵老杨树下。

　　风从林间穿过，树叶哗啦哗啦响。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走出十几步，我停下，回头。

　　暮色里，那对沙锤静静躺在树根边，像两个小小的逗号。

　　风一吹，木柄轻轻滚动。

　　沙沙沙。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