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卫生院看起来比“康乐”养老院新一些，一栋三层小楼，墙面贴着白瓷砖，有些地方已经脏了、脱落了。门口停着几辆摩托车和自行车，稀稀拉拉的有人进出。

　　孙建国把车直接开到急诊门口。他和孙建军下车，把孙伯从后座抬出来。孙婶跟在后面，手里紧紧攥着那个装着证件的小布包。

　　急诊室不大，光线有些暗，一股消毒水混合着别的什么味道扑面而来。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男医生正趴在桌子上写东西，听见动静抬起头。

　　“医生，快看看，老人喘不上气，可能是痰堵了。”孙建国抢先开口，语气带着职业性的急促。

　　年轻医生站起来，走到简易担架床边，看了看孙伯的情况，翻了翻他的眼皮，又拿出听诊器听了听胸口和后背。

　　“痰鸣音很重，肺部有感染迹象。需要吸痰，抗感染治疗。先办住院吧。”医生说，语速很快。

　　“住院，住院。”孙建军连忙说，“医生，您看需要办什么手续？”

　　“去那边挂号，缴费，办住院。”医生指了指角落里的一个窗口，“先去交一千块押金。”

　　“一千……”孙建军看了一眼孙建国。

　　孙建国往前站了半步，脸上堆起一点笑容，对医生说：“大夫，我也是同行，在县中医院工作。你看，老人情况紧急，能不能先治疗，我们马上去办手续？钱不会少。”

　　年轻医生看了孙建国一眼，又看看孙建军和孙婶，大概判断了一下这家人不像赖账的，点了点头。“行吧，先推到里面观察室，我准备吸痰。你们快点去办手续。”

　　“谢谢，谢谢大夫。”孙建军连声道谢。

　　孙建国和孙建军把孙伯推进了里面的观察室。孙婶想跟进去，被孙建国拦住了。“妈，您在外面等着，里面您帮不上忙。”

　　孙婶只好停下，透过观察室门上的玻璃往里看。里面还有两张床，一张空着，一张躺着个吊着水的老太太。年轻医生叫来一个护士，两人开始准备器械。孙婶看见医生拿起一根长长的、柔软的管子，心里一紧，赶紧移开了目光。

　　孙建军拉了拉孙建国，两人走到一边。

　　“钱怎么弄？”孙建军压低声音，“我身上就五百。你呢？”

　　“我也差不多。”孙建国说，“要不……先找妈要？爸的钱不是都在她那儿吗？”

　　“你傻啊？妈刚才那样子，像是还有钱吗？钱早没了，不是让咱俩……”孙建军没说完。

　　孙建国不说话了。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要不，先一人出五百，凑一千？”孙建军提议，“等爸情况稳定点再说。”

　　“也只能这样了。”孙建国不太情愿，但还是从兜里掏出钱包。

　　两人凑了一千块钱，孙建军拿去缴费窗口。孙婶远远看着，心里那点微弱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像风里的烛火，晃了一下，彻底灭了。他们有钱，至少，有这一千块钱。但他们需要商量，需要凑。在他们心里，躺在里面生死一线的父亲，和这一千块钱，需要放在天平上掂量。

　　手续办好了，孙建军拿着几张单子回来。孙建国在观察室门口跟医生说着什么，似乎是在交流病情，用着一些孙婶听不懂的术语。他看起来从容了一些，又恢复了些许在自家地盘上的那种笃定。

　　孙婶靠着冰冷的墙壁站着，腿有点发软。她看着两个儿子忙碌、交谈，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这个她操劳了一辈子的家，这两个她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此刻，离她那么远。

　　观察室里传来一阵剧烈的呛咳声，然后是孙伯痛苦的、拉长的呻吟。孙婶的心猛地揪起来，想冲进去，脚却像钉在地上。过了一会儿，咳嗽声渐渐平息下去，变成比较平顺但仍然粗重的呼吸。

　　又过了二十多分钟，观察室的门开了。年轻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

　　“痰吸出来了，暂时通畅了。肺部感染比较明显，需要住院输液治疗。已经开好药了，等病房安排好就转上去。”

　　“谢谢医生，太感谢了。”孙建军赶忙说。

　　“不客气。老人年纪大了，又有基础病，这次感染要重视，好好治，好好护理。”医生交代了几句，又回里面去了。

　　孙建国走过来，对孙婶说：“妈，没事了，痰吸出来了。等下住院输液。您别太担心。”

　　孙婶点了点头，没说话。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好像不对。埋怨？也没力气。

　　病房在三楼，一个三人间，靠门的那张床空着，暂时安排给了孙伯。中间床上是个老头，睡着了，打着呼噜。最里面靠窗的床上，是个中年男人，腿骨折了，吊着腿在看手机。

　　孙伯被推进来，安置好，护士过来挂上吊瓶。透明的液体一滴滴落下，通过细长的管子，流进孙伯干枯的手背血管里。孙伯似乎好受了一些，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但眉头还微微蹙着。

　　孙婶搬了把凳子，坐在床边。孙建军和孙建国站在一旁。

　　“妈，您晚上在这儿陪床？”孙建军问。

　　“嗯。”孙婶应了一声。她不在这儿，谁在这儿？

　　“那我俩……”孙建国看了看哥哥，“晚上还有点事。明天我们再过来。”

　　“你们忙你们的。”孙婶说，声音平平的。

　　“那……妈，您也注意身体。有什么事打电话。”孙建军说完，和孙建国交换了个眼色，两人一起走了出去。

　　脚步声消失在走廊尽头。病房里只剩下隔壁床的呼噜声，和点滴管里液体滴落的声音。孙婶看着孙伯沉睡中依然痛苦的脸，又看了看那瓶悬挂着的、不知名的药水。她突然觉得累，累得连呼吸都觉得费劲。她伏在床边，把脸埋进手臂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护士进来换药瓶，她才抬起头。窗外天已经黑了，病房里亮起了日光灯，白晃晃的，有些刺眼。

　　孙伯醒了过来，眼神茫然地看了看四周，最后落在孙婶脸上。他似乎想动，但手上扎着针，身上也没力气。

　　“别动，打针呢。”孙婶轻声说。

　　孙伯看着她，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但他的眼神，孙婶看懂了。那里面有恐惧，有依赖，还有深深的、无能为力的歉意。

　　“没事了，”孙婶握住他没打针的那只手，冰凉冰凉的，“在医院呢，打上针就好了。”

　　孙伯慢慢闭上眼睛，手却轻轻回握了一下，很轻，但孙婶感觉到了。

　　那一夜，孙婶几乎没睡。孙伯的吊瓶打到半夜，她盯着，生怕滴完了空气进去。打完针，孙伯睡着了，但呼吸还是不平稳，偶尔会呛咳一两声。孙婶就起来，轻轻给他拍背。病房里另外两个病人家属也来陪床，各自找了地方或坐或躺，发出各种轻微的声响。空气浑浊，混合着药味、体味和消毒水的味道。

　　后半夜，孙伯想解小手。孙婶从床底下拿出便盆，费力地帮他侧身。同病房那个骨折男人的妻子醒了，看见孙婶一个人艰难地折腾，犹豫了一下，还是下床过来帮了一把。

　　“大姨，就您一个人啊？孩子呢？”那女人四十来岁，面善。

　　“他们……忙，明天来。”孙婶含糊地说。

　　女人没再多问，帮完忙又回去躺下了。

　　孙婶给她道谢，女人摆摆手。

　　天快亮的时候，孙伯又发起烧来，额头滚烫。

　　孙婶去叫护士。

　　护士量了体温，三十八度五，拿来退烧药，让孙婶给孙伯喂下。

　　喂药又是一番折腾，孙伯吞咽困难，药和水洒出来不少。

　　等到早晨医生来查房，孙婶已经累得眼窝深陷，脸色比孙伯好不到哪儿去。

　　医生检查后说感染还需要继续控制，又加了点药。

　　孙建军和孙建国是上午十点多才来的。

　　两人手里都提着点东西，孙建军提了一袋苹果，孙建国提了一箱牛奶。

　　“妈，爸怎么样？”孙建军问。

　　“夜里发烧了，刚退了点。”孙婶说，声音沙哑。

　　“医生怎么说？”

　　“还得继续打针。”

　　孙建国把牛奶放在床头柜上，看了看吊瓶上的标签。

　　“嗯，用药还行。抗感染，补充能量。”

　　两人在病房里待了不到半小时。

　　孙建军接了个电话，说是单位有事。

　　孙建国也说约了个病人。

　　他们走的时候，孙建军从钱包里掏出两百块钱，塞给孙婶。

　　“妈，您拿着，买点吃的。我们明天再来看爸。”

　　孙婶看着那两张皱巴巴的红色钞票，没接。

　　“不用，我有。”

　　“您拿着吧。”孙建军把钱放在床头柜上，和孙建国一起走了。

　　孙婶看着那两百块钱，又看看柜子上的苹果和牛奶。

　　她起身，把牛奶箱子拆开，取出一盒，插上吸管，递到孙伯嘴边。

　　“喝点吧，补充营养。”

　　孙伯就着吸管喝了几口，摇摇头，不喝了。

　　孙婶自己也没胃口。

　　她去医院食堂打了一碗稀饭，就着咸菜，勉强吃了半碗。

　　剩下的半碗，她放在床头柜上，凉了，凝成了一坨。

　　下午，孙伯的精神似乎好了一点点。

　　眼睛睁着的时间长了，能跟着孙婶的动作转动。

　　孙婶用湿毛巾给他擦脸，擦手。

　　擦到手的时候，她发现孙伯的手指，无意识地、轻轻勾着她的手指。

　　她停下动作，看着那两只握在一起的手。

　　一只枯瘦，布满褐色的老年斑，指甲很长，里面有点脏污——她最近都没力气给他仔细剪指甲了。另一只也粗糙，关节粗大，皮肤松弛，但还有温度，还有力气。

　　她就那么握着，很久。

　　第二天，孙建军和孙建国没一起来。

　　孙建军上午来了，坐了十几分钟，问了问情况，说下午要开会。

　　孙建国下午来的，拎了点香蕉，看了看药单，跟同病房骨折男人的妻子聊了几句，得知对方是镇小学老师，还给了张名片，说以后家里有人看中医可以找他。

　　第三天，两人都没露面。

　　孙婶打电话给孙建军，他说在县里学习。

　　打给孙建国，手机关机。

　　第四天，孙伯的烧退了，精神也好转不少。

　　医生说再巩固两天，没什么问题就可以出院了。

　　孙婶松了口气，但紧接着，心又提了起来。

　　出院，意味着又要回到那个家，回到日复一日、让人绝望的劳作里。而这一次，她连去买卫生纸的几块钱，都得算计着花了。

　　第五天上午，医生通知可以办理出院了。

　　孙婶看着护士送来的结算单，上面写着总费用两千三百多，医保报销后，个人还需支付九百多。

　　押金一千，还能退回几十块。

　　她拿着单子，站在病房门口，不知道该怎么办。

　　钱的事，她开不了口。

　　她只能等。

　　等到快中午，孙建军来了。

　　他大概是从单位直接过来的，还穿着衬衫。

　　看了结算单，他眉头皱了皱。

　　“九百多……我身上钱不够。”

　　“等建国来了，看他带了多少。”

　　孙建国是半个小时后到的，脸色不太好，像是没睡醒。

　　看了单子，也没多说，和孙建军一起凑了钱，去办了出院手续。

　　回来时，孙建军手里拿着退回的几十块零钱，很自然地揣进了自己兜里。

　　孙婶看见了，没说话。

　　收拾东西，把孙伯用门板抬下楼，上车。

　　整个过程，兄弟俩话不多，动作也显得有些沉闷。

　　车子开动，驶离医院。

　　回去的路，孙伯是清醒的。

　　他看着窗外飞快倒退的树木和田野，眼神有些茫然。

　　孙婶握着他的手，感觉那手微微有些发抖。

　　到家了。

　　黄狗有气无力地叫了两声，摇着尾巴迎上来。

　　院子里几天没人收拾，落叶掉了一地，那几架黄瓜藤彻底枯了，耷拉着。

　　把孙伯抬进屋，安置在床上。

　　屋里有一股淡淡的霉味，几天没通风了。

　　孙建军和孙建国站在堂屋，没进里屋。

　　“妈，爸也出院了，没事了，我们……就先回去了。”孙建军说。

　　“嗯。”孙婶应了一声。

　　“您自己多注意。”

　　“有事打电话。”孙建国补充了一句。

　　两人一前一后走了出去。

　　车子发动的声音，然后渐渐远去。

　　院子里又恢复了寂静。

　　只有黄狗在门口转悠，眼巴巴地看着孙婶。

　　孙婶走回里屋，在孙伯床边坐下。

　　孙伯看着她，眼睛里有很多话，但他说不出来。

　　“回家了，咱们又回家了。”

　　出院后，孙伯的身体似乎更虚弱了。呛咳虽然少了，但吞咽变得更加困难。喂一顿饭，往往要花上一个多小时，喂进去的，还没有洒出来的多。他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大部分时候都在昏睡，呼吸浅而急促，像随时会断掉一样。

　　孙婶的体力也到了极限。从医院回来后，她自己也像是生了一场大病，浑身骨头缝都疼，走路拖着脚。给孙伯翻一次身，她要歇上好几次，喘得眼前发黑。夜里，孙伯一有动静她就得醒，几乎没睡过一个整觉。她的头发全白了，乱糟糟地堆在头上，脸瘦得脱了形，眼袋乌黑，嘴唇干裂起皮。

　　家里彻底没钱了。最后那点零钱，在医院那几天买饭吃，花完了。孙建军留下的两百块，她一直没动，像是守着最后一点什么。可现在，尿垫用完了，卫生纸用完了，盐也只剩个底。米缸快见底了，面袋也空了。

　　她想过再去村里赊账，可小卖部的王老板上次就说了，不能再赊了，他也有本钱。她想过把家里那点粮食卖了，可那是最后的口粮，卖了，她和孙伯吃什么？

　　黄狗已经饿得皮包骨头，走路都打晃。它不再叫，只是用那双湿漉漉的、充满乞求的眼睛看着孙婶。孙婶狠下心，把它赶出了院子。“自己找食去吧，我养不起你了。”狗在门外呜咽了很久，最后慢慢地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孙婶躲在门后，眼泪流了一脸。

　　这天中午，孙婶煮了最后一点米，熬了很稀很稀的一碗粥。她端到孙伯床边，扶他起来。孙伯勉强喝了两口，就剧烈地呛咳起来，粥喷得到处都是。孙婶手忙脚乱地给他擦，拍背。等咳完了，孙伯闭着眼，再也不肯张嘴。

　　孙婶看着碗里剩下的、已经凉透的稀粥，又看看孙伯苍白消瘦的脸。她放下碗，坐在床沿，呆呆地出神。

　　完！

　　【注：此文没灵感了，大家期待一下下期内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