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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做客聊一波访谈，深度解读福建三明医疗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三明通过医联体建设让基层医生收入有了实打实的提升，村医月入较此前翻番至七八千，县级医生年均收入预估达15至20万，彻底扭转了基层医务人员流失的困境。

　　但刘国恩也直言，三明的这份成果，受硬件、配套、财务等多重条件支撑，现阶段难以在全国直接复制。

　　而这场探讨的核心，远不止于医生收入本身，更指向医疗资源的重构：如何让医生摆脱体制束缚、扎根基层，让基层成为健康守门人，破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资源浪费难题，成为当下医疗改革的关键命题。

　　刘国恩：三明的县级医疗机构，估计当地医生的平均年收入在15万到20万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三明的这个模式，在全国范围内都能达到当地这样的水平。

　　王波明：福建三明的这个医疗模式，能让当地医生的收入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刘国恩：我前不久去了一趟三明，自己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和我之前的判断大体上相差不大。市级医院医生的待遇，确实要比基层医疗机构——比如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医生年薪高一些。不过我也去了最基层的村卫生室调研，现在这些村卫生室都归属于当地的市级医疗联合体，也正因如此，基层医生的收入有了保障，他们才能持续为村里的居民提供稳定、连续的首诊服务。同时，基层医生还能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能力，参与各类进修学习。因为基层机构和上级大医院形成了纵向的联动机制，也就避免了过去基层医务人员流失严重的问题。

　　王波明：也就是说基层医生能有一笔可观的收入，那具体的收入水平大概是什么样的？

　　刘国恩：最基层的村卫生室大夫跟我说，他现在的月收入在七八千左右，这个收入比加入这种纵向医联体之前高了不少，过去他的月收入估计还不到5000，而且收入波动特别大，这也是之前基层医务人员流失严重的原因。

　　王波明：七八千的月收入，听着也不算多。

　　刘国恩：我说的这是最基层的村卫生室医生。至于乡镇卫生院的医生，我这次没有去核实他们的实际收入，但估计收入至少会比村卫生室医生高出50%，甚至更高，这样算下来月收入就能超过1万。再到县级医疗机构，当地医生的平均年收入估计就在15万到20万左右，这是我的一个预估。

　　其实我们核心想探讨的问题，是如何把医生留在不同的医疗机构，让他们能为患者提供适宜、及时又便捷的诊疗服务。三明当地做了这样的尝试，看起来也真正实现了当初设定的初衷和目标。

　　但这并不代表三明模式一定能在全国都达到当地的这个水平，至少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全国很多地方的条件还不成熟，不管是硬件设施、软件配套，还是财务支撑，都还达不到三明的标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或许就要想办法借助社会力量做强有力的补充，先实现让医生拥有匹配社会地位的体面收入这一基本前提，这样才有可能让医生全心全意成为患者的健康代理人。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借鉴国外很多国家的经验，你会发现，90%以上国家的医生，在医学院校投入数年时间完成专业学习后，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开办个人职业诊所的平台，实现了自己的从医理想，不仅能获得体面的收入，还能成为受人羡慕和尊敬的患者健康代理人。

　　我个人认为，我们要做的是“解放医生”，要把医生从大医院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走进社会，参与到以基层为主的全科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中，而把大医院定位为急诊、住院的专业平台。

　　判断一个病症是小病还是大病，是在诊所就能解决，还是需要立刻去大医院做检查、治疗甚至住院，只有专业的医生才能做出准确判断。

　　而这些专业医生，要么留在大医院，要么扎根基层，就在居民小区周边。显然，我们更希望大部分专业医生能扎根在居民社区周边。

　　让基层的医生为居民做首诊，扮演好健康守门人的角色，由他们凭借专业能力对居民的医疗服务需求进行分类，判断患者是留在社区治疗，还是需要转诊到大医院。

　　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大多数医生很难离开大医院这个平台，各种各样的规定、条件的约束，让医生很难走出大医院这座象牙塔，不得不一直待在里面。

　　当然，一方面大医院汇聚了大量优秀的医生，为患者提供了优质的诊疗服务，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医疗资源的大量浪费。

　　比如，只是感冒发烧，甚至只是单纯拿药，患者也需要跑到大医院，还会去挂专家门诊。其实患者自己也不知道是否需要看专家门诊，可挂到了专家号，专家就只能为其接诊，这就使得医疗资源无法实现最优配置。

　　只有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平台的服务能力，让基层的医疗服务力量得到提升，才能让全科医生的健康守门人角色发挥最大作用，进而减轻上游大医院的诊疗服务压力。

　　到那个时候，真正需要去大医院就诊的患者，就不会再面临如今这样的就医拥堵，也不会出现一号难求、一床难求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