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退休还有10年，陈乐怀孕了。生下二宝后，心悸、胸闷、潮热的更年期综合征和工作压力共同袭来。她决定提前退休，专心陪伴孩子成长。

　　“退休”和“生育”，这两个词语的组合，近日引起网络热议，源于北京市医保局出台的新规——退休人员产检可以报销。

　　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发现，这并非国内首例，山东济南、江苏镇江等地市医保局均在2025年出台相关政策，支持退休女职工享受职工生育保险，可报销产前检查、分娩等费用。

　　人口统计学中，育龄女性的定义是15—49岁的女性。而我国女性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正在从50岁或55岁逐步延长至55岁或58岁。

　　退休人员如何产检？实际上，因病、因伤、因特殊工种等提前退休者，可能仍处于育龄期。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也让退休女性重新拥有生育的机会。如2010年，安徽人盛海琳以60岁高龄产下一对双胞胎女儿，成为当时国内最高龄产妇；山东枣庄一位产妇在2019年以超过65岁高龄诞下女儿，打破国内自然受孕的年龄纪录。

　　退休后生育的案例虽是少数，但晚育已成普遍趋势。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中国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从2000年的24.5岁推迟到2020年的27.3岁。2025年发表在《中国人口科学》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女性生育年龄推迟，表现为20—29岁适龄期女性生育率下降，30—39岁晚育期女性生育率上升。

　　35岁，是医学上高龄产妇的分界线。高龄产妇的卵子数量及质量有所下降，这会降低妊娠成功率，增加流产或染色体异常的风险，显著增加妊娠期并发症及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

　　在南京市第二医院妇产科，高龄产妇占比超过半数，而45岁以上的“超高龄”产妇，副主任医师江红秀平均每个月能接诊2—3例。

　　孩子是初升的朝霞，有人选择在生命的日落时分迎接他/她。遭遇胎停、妊娠期糖尿病、产后大出血等致命考验的同时，她们也承受着社会异样的目光和难以兼顾职场的代价，在喜悦与痛苦的交织中，重新审视生育的意义。

　　退休后生育的案例虽是少数，但晚育已成普遍趋势。受访者供图

　　1972年出生的陈乐，在多兄弟姐妹的环境下成长，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夫妻二人都在体制内工作，之前陈乐没有勇气为了生育放弃铁饭碗。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她成为第一批“解放子宫”的人。

　　这一年，44岁的陈乐自然受孕，45岁生下儿子，和一胎女儿相差整整17岁。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尽管2017年出生人口数量有所下降，但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二孩出生比重从2016年的40.3%提升至51.2%。

　　也就是说，当年超过半数的新生儿是家中二孩。这些因为新政策而诞生的宝宝，亦被称为“政策性二胎”。

　　政策之外，也有人生育是出于婚姻、家庭的新状况，比如再婚、失独家庭，是江红秀接诊的“超高龄”产妇的重要来源。前述安徽人盛海琳也是一位失独母亲，在唯一的女儿去世后，她萌生了再次生育的想法。

　　2021年，45岁的赵娟再婚。她已经有一个20岁的女儿，但还是希望和现任丈夫有共同的孩子。

　　在退休前成为母亲，她们的底气来源于稳定的经济收入，良好的身体条件，以及家人的支持。

　　十多年前，女儿还在读小学，陈乐就曾试探着问她是否接受二宝。女儿第一反应是拒绝，但随着生育政策逐步放宽，同龄人陆续有了弟弟妹妹，女儿的态度也出现了变化。

　　备孕二孩前，陈乐郑重地征求女儿的意见。正在读高二的女儿担心，在一个工薪家庭里，二孩的养育支出会影响自己上好学校。陈乐向女儿保证，她的生活质量不会下降，在升学、求职路上，仍会用心帮她规划。

　　赵娟也得到了大女儿的支持，前提是不要求女儿照顾二宝，“她可以享受她的生活，我们不强求她放假回来哄妹妹、带妹妹”。

　　当然，不是所有的高龄生育，都征询了一孩的意愿。

　　44岁的母亲怀孕时，王然是“被通知”的。在村里，她的母亲没生出儿子，曾被婆婆责骂，父母长期不和，时常吵架闹离婚。王然认为，在母亲的认知里，生个儿子才能维系和丈夫的关系。

　　此时的王然正在谈婚论嫁，父亲提出高额彩礼，男方得知王家将迎来二孩，遂提出分手。后来，王然的母亲还是生了女儿。

　　在许多高龄生育的故事里，细腻的回忆和感受都来自女性，而男性通常面目模糊。在妻子、女儿的叙述里，同样并不年轻的他们，对于高龄生育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焦虑和担心。

　　赵娟曾埋怨过丈夫不够勤快、疏于陪伴，但好在丈夫爱女儿，这足让她欣慰，“我们这个年纪，比较能吃苦，（对丈夫）要求并不多，也没有那么敏感”。

　　只有陈乐列举出了丈夫分担责任的具体行动：孕期承担大部分家务，陪她散步，孕晚期缺钙抽筋时，每晚睡前帮她按摩缓解。

　　但眼前这道“生门”，她们都得自己闯。

　　从受孕到生产，高龄产妇走的每一步，都不轻松。

　　再婚后，赵娟曾意外怀孕，但约5周后胎停。药物流产后，赵娟休养了半年，开始正式备孕，并做了一系列的孕期检查。

　　然而，检查结果并不乐观。象征着卵巢功能的AMH（抗穆勒氏管激素）值，正常范围在2—6.8ng/mL，赵娟只有0.46ng/mL，说明她的卵巢库存量告急。此外，她的输卵管不通畅，这将影响卵子和受精卵的正常运输。

　　赵娟多方咨询，不少医生都劝她赶紧做试管，还有人表示“这个年龄得靠供卵”。

　　一位打听过供卵行情的高龄产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内合法供卵的渠道很难排上队，限制条件也很多。因此，有些无法自然排卵的女性，会通过灰色交易从供卵机构获得卵子。

　　当前我国有精子库，但没有卵子库，任何形式的商业化捐卵和供卵行为均被禁止。

　　抗拒试管的赵娟，选择做宫腔镜手术，摘除了绝经后会自然萎缩的宫腔息肉，疏通了输卵管，尽可能排除不利于受孕的因素。她坚持监测卵泡、喝中成药，半年无果。

　　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赵娟得到了好消息：她幸运地成为了一名孕妇，但属于高危孕妇。

　　江红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生育率在下降，产科里的高危孕产妇比例却在上升。年龄，是界定高危产妇的最直观因素。

　　体型偏胖的赵娟，孕前就有高血脂，孕期也确诊妊娠期糖尿病。“高龄产妇得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妊娠合并免疫性系统疾病、产后出血的概率总体偏高，产后恢复也比年轻女性更慢。”江红秀解释。

　　即便是孕期相对顺遂，没有出现并发症且成功顺产的陈乐，也在生产过程中明显感到体力不支。

　　根据原国家卫生计生委2017年公布的《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与管理工作规范》，妊娠风险按照严重程度分别以“绿（低风险）、黄（一般风险）、橙（较高风险）、红（高风险）、紫（传染病）”5种颜色进行分级标识。

　　“超高龄”产妇虽没有医学上的严格定义，但年龄≥35岁的孕妇，自动纳入黄色高危管理，像赵娟、陈乐这样年龄≥40岁的孕妇，则纳入橙色高危管理。

　　产科手册上的橙色标签，时刻提醒着她们的生产风险。这种风险，严重时可能让她们失去子宫，甚至危及生命。

　　踩着高龄线的吴燕，在35岁自然怀上了二胎。此前七年时间里，她因患有抗磷脂综合征曾经历三次胎停，这是一种可能导致反复流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最后吴燕靠试管辅助受孕，剖宫产生下女儿。

　　一胎来之不易，求子多年的吴燕曾经认为，只要能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便别无所求。但人总是无法预测自己的心。三次胎停经历，让她担心世事无常，决心再要一个二胎。

　　孕期的每一天，她都数着日子过难关，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翻倍速度上不去，为保胎打了数百针肝素。她没料到的是，二胎生产的凶险，超出了产科“教科书”的范围。

　　由于二胎着床位置在前一次剖宫产的刀口附近，吴燕出现完全性前置胎盘，胎盘组织像树根一样扎入子宫肌层，和膀胱紧密粘连，再加上多次宫腔镜手术史，产后出血的风险大大增加。更糟的是，吴燕有多种妊娠并发症，大出血可能让产前不足90斤的她丢掉性命。

　　进入手术室前，吴燕做好了切除子宫的准备，只求“把命留住”。这场手术难度高到在院内实时直播，幸好在多学科会诊的支持下，手术顺利完成，大出血1200ml的吴燕捡回了两条命，还保住了子宫。

　　为了顺利生育，复发性流产患者、高龄产妇吴燕攒了厚厚的医学检查单据。受访者供图

　　升职还是生子？这个困扰许多职场女性的选择题，由于生育年龄推迟、多孩政策放松，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反复出现。

　　陈乐怀上二宝前，是某国企的经理，带领一支小团队，写报告、开会，每天忙得像个陀螺，节假日也时常加班。决定备孕后，单位有一次竞聘的机会，能让她的职务增高一级，但需要更频繁地出差，工作压力相应增加，权衡之下，她在同事的诧异声中放弃了报名。

　　怀孕头两个月，陈乐孕反严重，不得不请了一个月的假，去医院吊针。尽管后期产检一路绿灯、顺利生育，但产后不久，陈乐每晚潮热出汗，要换两次衣服，浑身肌肉关节也莫名疼痛。

　　老一辈未向陈乐提起，这是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可以治疗调节。她并未重视，依旧在上班和带娃之间忙碌，工作逐渐力不从心。感染新冠和流感后，她猛然感觉“人垮掉了”。

　　请一个月病假休整，陈乐的状态仍未改善。如果继续上班，她就要调整到压力更小、收入更低的岗位，陈乐考虑到每个月还要花5000元请保姆在白天带小孩，51岁的她索性决定提前退休，成为全职母亲。

　　对于复发性流产、不孕等群体，为成功生育，她们失去更多。

　　从28岁到34岁，吴燕的生活里只剩下“生孩子”这一件事。她先辞去奋斗多年的电商工作，为了方便去医院就诊，她选择了可以弹性办公的自媒体文案岗位。第四次怀孕时，她从杭州前往山东一家医院保胎，需要连续请假三个月，最终她还是辞了职。

　　“经过三次胎停，我就明白了，像我们这类人，注定没法在职场厮杀，要活得像退休人员一样，才有可能保住来之不易的孩子。”吴燕说。

　　2018年至今，吴燕建立了上百个社群，接触超万名复发性流产的女性。她观察到，和年轻患者相比，高龄女性试错的机会更少，“同样是大月份流产，在40岁和25岁发生，对心理的打击程度截然不同。”她还见过很多因生育出现裂痕的婚姻。

　　高龄生育的代价是如此清晰，但收获却因人而异。孕育生命的喜悦、血脉的延续、建立羁绊，有人从中获得幸福，也有人只见一地鸡毛。

　　王然的妹妹出世后，生儿子的愿望落空，父亲曾想过将其送人，母亲舍不得，两人大吵一架。十多年过去，家庭氛围依旧压抑，还未成年的妹妹从小多病，还一度抑郁住院。

　　在吴燕看来，高龄生育可以被冠上各种美好的初衷，比如给大宝多一个陪伴，但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选择，为了让自己的执念得以圆满也好，为了维系感情也罢。在这个逻辑下，作出选择的人，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代价。

　　“为什么一定要生孩子？”

　　这个问题，每个高龄产妇可能都被问过，或是曾反复自我叩问。

　　作为妇产科医生，江红秀认为，妊娠需谨慎，不鼓励“超高龄”女性备孕，但理解和尊重每个人的特殊需求，高龄女性的生育选择，多数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社会应该包容。

　　“除非有必须终止妊娠的明确医学指征，陪伴和帮助孕产妇控制风险、解决问题，是医生的职责。”江红秀说。

　　第三次胎停，是吴燕最接近放弃的时刻。丈夫觉得两个人应该向前看，哪怕领养也可以，但吴燕走不出反复流产的心魔——从怀孕的那一刻起，她就成为了母亲，失去三个孩子的心情，丈夫无法感同身受。

　　尽管和丈夫感情稳定，吴燕也一度想过离婚，不再当谁的妻子、谁的儿媳，不用再承受“生不出孩子”的指指点点，也不必担心自己剥夺了丈夫做父亲的权利。

　　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她在脑海里构想不同的出路：离婚后再婚，再继续求子，或者寻找代孕，或者直接做别人的后妈……又怅然地逐一否定。

　　怀一胎的时候，吴燕是“赌徒”心态，不能接受投入全部精力和金钱，仍旧一无所获的自己。她严格调理身体，还试过各种“智商税”疗法，其中一种是提取丈夫血液中的淋巴细胞，注射进自己的手臂，这种名为“封闭抗体主动免疫治疗”的疗法，科学性存在争议。

　　到了二胎，她是骑虎难下，得知生产风险极大时，引产也同样危险。穿过凶险的“生门”，吴燕安慰自己，接下来的生活再没有什么事情能把她打倒，“现在想来，生育就是一场自我感动”。

　　对于“超高龄”生育的女性，还有一重争议关乎责任。

　　陈乐和赵娟在社交平台分享育儿体会的帖子下，时不时有人留言质疑，高龄生育是不负责任的表现，理由是父母与孩子年纪差异过大，无法长期托举，还可能给孩子造成心理负担。

　　在赵娟看来，决定养育质量、是否负责的不是年龄，而是养育者的能力。包括自己在内的一部分高龄生育群体，有过生育养育经验，心态更加放松，经济能力和家庭关系更加稳定，对孩子的托举能力反而胜过很多年轻人。

　　生下二宝后，陈乐和赵娟都提到，为了陪伴孩子走得更远，她们比以往更重视自己和丈夫的健康，也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

　　吴燕明白，自己的选择未必被他人认可，但重要的是，清楚每种选择背后的代价，不要美化，更不必苛责自己没走过的路。

　　（为保护隐私，陈乐、赵娟、王然、吴燕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黄思琪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嘉欣 王傲雪

　　责编 黄思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