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头晌，天还青灰色，柴油机的突突声就撞开了村子的晨雾。场院中央，那台大红柜（方言，通体红色，由拖拉机头带动的脱粒机）早就在场上后者了，红漆斑驳，像头歇了一夜养足精神的老兽。

　　打场前，母亲把旧毛巾一条条分发。领口要紧紧塞好，袖口、裤脚拿布带扎牢，头上再顶一块大手巾(方言，毛巾)，在脑后打个结。全副武装完，彼此看看，都成了只露眼睛的蒙面人——就这样，麦芒也还是能钻进去。

　　父亲弓身握住拖拉机那根铁摇把，那铁器被手掌磨得发亮。他右脚蹬住前轮，身子猛地往下一沉——“咔！咔！”两声闷响，像是从地底传来的挣扎。第三下，他脖颈青筋暴起，全身重量压上去，“轰！”黑烟喷涌，整个场院都跟着打了个哆嗦。

　　打场需要左邻右舍共同完成、分秒不能停的活儿。二大爷负责把成捆的麦子抖落散，交给守在大红柜进料口的父亲手中，父亲顺势把麦子送进机器那张嗡嗡作响的嘴里。快一丝，慢了半拍，都不行。麦粒在出料口的筛子抖动下瀑布般出来，四叔的木锨疾风似的铲着麦粒，金灿灿的小山越堆越高，在晨光里散发着麦香。麦秸从侧口喷吐出来，我大哥铁叉早等着，一挑、一送，草垛便又蓬松一圈。

　　没人说话。话都被机器的咆哮吃掉了。眼神和动作是唯一的言语。尘土混着碎秸末，在光线里翻滚，像一场昏黄的、永不停歇的微形沙尘暴。即使包得这样严实，细小的麦芒还是无孔不入，钻进领口、袖管，扎在汗湿的皮肤上，刺刺地痒。头顶的手巾早看不出本色，蒙了厚厚一层黄白的麦扬。

　　一家打场结束，扯下毛巾，彼此一看都笑了——只有眼眶一圈是干净的，活像唱戏的丑角。一擤鼻子，两团浓黑。井台边的凉水灌下去，喉咙里火辣辣的感觉稍退，身上痒处却更分明了。还没来得及把那股沁凉品透，那边就喊：“二叔家场扫净了，抬机器！”

　　机器沉，四个人连推带拉，脚步在土路上踩出深深的坑。阳光越来越烫，影子缩到脚底。

　　许多年后，当我在超市里抓起一袋雪白的面粉，指尖传来那种过于细腻、毫无重量的触感时，总会猛地想起那个六月。想起粘腻的汗水如何与尘土在脖颈处和成泥，想起新麦的暖香怎样固执地穿透柴油的辛辣，想起被连推带拉的大红柜走过晒得发白的土路时，那份沉甸甸的、令人心安的温度。

　　有些丰饶，原来必须经过身体的困乏与污浊，才能抵达心灵，成为永不锈蚀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