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有人在网络上说，南街村、周家庄这样全国闻名的集体化典型，为什么没有推广价值？

　　周家庄是从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以来，一直坚持人民公社体制的全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1982年在全国解散人民公社的大环境下，周家庄人民公社在雷金河的带领下，顶住了这股分田到户的大潮，雷金河在传达中央要求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的指示后，组织社员讨论，结果除两三户外，大家都反对分田到户，坚持集体化道路，坚决反对解散人民公社，并每户派代表在“不分家”协议上签字，全社3055户代表在协议上摁下了与小岗村截然不同的红印。几十年来，周家庄的社员群众在雷金河的带领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先后荣获“国务院嘉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创建文明乡村镇工作先进村镇”、“中国乡镇之星”等70多项（次）。自1985年至今连续被河北省委命名为“文明乡镇”。

　　南街村也是一样，南街村与周家庄不同的是先实行了分田到户，两年后，1984年又重新回到集体化道路，几十年来，南街村在班长王宏斌的带领下，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获得过众多的荣誉称号，包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国家级生态村、中国幸福村、中国十佳小康村、中国第一雷锋村、中国驰名商标、国家4A级景区等荣誉称号。因此，有人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南街村、周家庄这样的集体化村庄为什么不在全国推广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与网络上的另一种声音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样，在网上经常看到有人为了否定前30年的大集体取得的辉煌成就，便对肯定过去大集体的人堂而皇之地进行反唇相讥，说什么“既然过去的大集体这么好，为什么走不通？为什么要分田单干？”这两种言论都值得我们深思。其实，问题并不难回答，经济学博士李南沉给出的回答是，因为现实中缺乏两个条件：一是缺乏好的带头人，二是因为现在不具备过去集体化时期的大环境。

　　我们知道，新中国的大集体生产，准确地说开始于1956年的“一化三改”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指引下，中国全面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由土地改革后出现的互助组、初级社过渡到了农业高级社。1958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进入了人民公社时期。到1982年全面解散人民公社，这一历史时期都是属于大集体时期。

　　现在有人提出，为什么过去的大集体走不通？把它归咎为大集体是“吃大锅饭，养懒汉”，并罗列了一系列的“罪名”，什么“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等等，在不少人看来，就是这个原因才分田单干。似乎分田单干是在大集体无法继续下去的情况下的一种必然选择，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大的认知误区。

　　为什么后来大集体走不通？并不是集体化不好，而是时代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为什么后来大集体走不通了？这个问题值得引起我们的深思。经济学博士李南沉认为，新中国的大集体时代，创造了那个时代的辉煌，曾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世界东方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么，后来为什么走不通了？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没有能够凝聚人心的好带头人；二是没有了当时大集体存在的有利环境。有人也说，现在的南街村这么好，为什么没有推广价值？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现在没有像王宏斌、雷金河这样的好带头人。我们看，现在全国6万多个村，坚持集体化道路的不过百十个，这些坚持集体化道路的村，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大家最熟悉的南街村、周家庄，还有那些坚持集体化道路的村都是如此。这些村的带头人，不仅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组织能力，而且具有很强的经济头脑和长远的发展眼光。所以，这些坚持集体化的村子经济发展是非常不错的。

　　过去的大集体为什么坚持二十多年时间，凡是过来人都知道，过去的大集体时代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受到群众赞扬的好带头人，我们知道，过去的大集体时代，从县委书记、县长到基层公社党委书记，以及到大队书记、生产队长，绝大多数都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好带头人。比如，家喻户晓的党的好干部——河南南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河南红旗渠工地上县委书记杨贵同群众抡铁锤，打炮眼，奋战在工地第一线。陈永贵带领大寨群众把七沟八梁一面坡改造成层层梯田米粮川。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现在如果提到当年当地的领导干部，老百姓都会记忆犹新，对当时的公社干部，县委书记等在老百姓心里都有口皆碑。今天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带头人同样也都是具有这样的精神的。

　　更重要的是过去农村有发展集体化道路的大环境。我们知道，中国有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在全国人口中，农民占大多数，在小农经济的土壤中，产生的是封建思想和小农意识。因此，毛主席特别强调，“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在教育农民方面毛主席做了大量的工作。比如，一是用先进文化教育农民。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大量反映农村题材的优秀文艺作品，让农民从传统的小农意识中解放出来。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传统虽然历来不乏“民本”“重农”等思想，甚至在名义上“民意”即“天意”，但本质上民众仍然被视为供封建士大夫驱遣的被动、无知的“群氓”，在文化上身处边缘和“暗角”，这种价值取向若得不到根本扭转，中国乡村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对此，毛主席指出，必须革除封建旧文化对农民的压迫，提高农民的文化地位。在他的提倡和努力下，农民成为了新文化的主人，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价值转向”。

　　第二个方面，就是帮助农民在思想文化层面进行社会整合和动员，使他们“组织起来”，对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加以彻底改造，增强农民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

　　第三个方面，就是提升农村文化的价值品格。价值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毛主席大力倡导继承传统农耕文化的优秀精神内核并赋予其当代价值。毛主席认为农民自古就有的吃苦耐劳、勤勉顽强的性格，但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长期延续不可避免地带有小农的盲目色彩，但“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只要善加引导和改造就能变为极大的精神动力。比如，对农民消灭血吸虫病斗争，给予高度赞扬“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又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饱满热情对农民劳动进行了热情的讴歌。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让农民认识到自己才是真正的主人。

　　同时，在人民群众中开展广泛的劳动、学习大竞赛活动，不仅在农村，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比、学、赶、帮”的劳动大竞赛，让农民以主人公的思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第四，从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思维逻辑来看，传统的观念认为只有人的自然属性才是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动力，而毛主席则认为自然属性与其他动物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发展生产力需从人的社会属性入手，他特别强调，人的思想认识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从这个逻辑推理，由公有制推出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就可以推理出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

　　因为私有制必定会导致私心杂念，因私心杂念必然产生利益纷争和诸多邪恶事件，各种私欲的无限膨胀，其必然导致人类的相互残杀，人类的相互残杀最终导致社会的崩溃。

　　所以，他把人性化繁就简，提出：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理念，通过批评、教育、帮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方式，把人欲限定在向善的发展方向。把人性的一切邪欲恶念进行修葺、裁剪变成一个整数一。

　　这一切就是当时集体化的社会大环境。

　　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更多的是表现出人的自然属性，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街村、周家庄虽然发展速度很快，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现在的大环境不相适应，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不对他们进行大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