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兵在1979年成为湖北理科状元，考上清华大学学习核物理专业，读完硕士课程，后来前往美国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担任副教授职位，按照那时的标准，他属于国家栋梁一类的人物，家里人为他感到自豪，邻居们也十分羡慕，他自己也认为走的路是正确的。

　　2001年，他带着老婆孩子去了加拿大，想着换个地方还能继续搞科研，但他没想到核物理这种专业在国外属于敏感领域，没有安全许可根本不能碰，加拿大不给他审查资格，美国更不用说，他在那边既进不了大学实验室，也进不了核电企业，等于专业被直接封死。

　　2002年他去工厂打零工，刷油漆搬货物，干了半年挣到五千加币，当时汇率约一比五点六，换成人民币不到三万块，身体累坏了心里更难受，他不是没有努力过，2004年又硬撑着进多伦多大学做博士后，可四十四岁还只是个临时岗位，没有正式编制缺乏保障，连讲师职位都没能得到。

　　他想回国试试，2006年左右联系过清华，发现原岗位早有人顶上，新来的员工都是80后，他这年纪反而成了障碍，体制内讲究资历，但资历不认海外断档的人，他卡在中间，中国嫌他在外头待得太久，加拿大又嫌他的专业太危险。

　　那几年社会还在吹出国就等于成功，中介说得天花乱坠，好像拿了学位就能稳稳落户，可现实是学历在异国不值钱，专业可能成负担，国籍反而成了门槛，尤其搞核能、量子这些方向的中国人，现在申请博士后都难，签证常被拒，理由写得模糊，说是国家安全考虑。

　　2006年7月21日凌晨，他在多伦多401高速公路的Don Mills立交桥跳了下去，没有留下遗书，没有人知道最后一刻他的想法，当地报纸登过这件事，国内杂志也提到一笔，但没人追问这个顶尖人才为何走到这一步，政策是否存在问题，风险是否得到预警。

　　这几年类似情况变得更多了，在温哥华和墨尔本，一些华人中年白天做清洁工作，晚上辅导孩子数学，他们的孩子英语说得很流利，可他们自己当年的论文和实验数据，在新的地方全都没用了，移民不是简单换个城市生活，有时候是把过去全部切掉重来，而切掉的那部分，可能正是一个人最核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