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考证被收走那年她17岁，老师说统一保管，后来她再也没见过那张纸。

　　耳聋是后来的事，但医生上门送药那会儿，家里人还觉得只是偶然。朱小英在城里教书，年娟香在村头晒玉米，俩人都叫这名字，可没人问过为啥。

　　1995年夏天热得人喘不上气，年娟香把准考证交到班主任手里，说好考完就还。结果复试那天，同学看见朱小英拿着她的证进了考场。学校后来解释说是“看错了”，没人查监控，也没人让年娟香本人去复核一次。那时候中专还能保户口、包分配，农村孩子考上等于跳了龙门。可龙门没她份，连门槛都没摸着。

　　2000年有个大夫拎着肝病药箱来家里，说“年娟香”在县医院开的单子，让按时吃。家里人都懵了，问谁开的，大夫掏出病历，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年娟香的名字和住址。家里人说我们家没去过，大夫摇摇头走了。没人想到去派出所问一问，也没人查查这“年娟香”是不是真在县医院挂号。那时系统不联网，一个名字能在好几个地方活得好好的。

　　2005年有次坐公交，司机喊“年娟香”，朱小英立马站起来下车，手都在抖。再后来年娟香侄女结婚，同事里也有个叫年娟香的，偏偏那天没来。没人当回事，只说重名太多，凑巧罢了。其实不是凑巧，是怕见着真人——假的见不得真的。

　　查出来是2018年。老教师还记得朱小英小时候长什么样，连她爸叫啥、住哪条沟都记得。更关键的是档案里写的“母亲崔素芹”，可年娟香亲妈叫段桂梅。这种低级错误，反而成了铁证。学信网一上线，所有假身份都开始冒泡。以前纸质档案改几笔没人察觉，现在一比对，立刻露馅。

　　她现在耳朵听不太清，医生说是神经性的，治不好。吃药控制情绪，但睡不好，一做梦就回到考场门口。儿子上学时被老师多问过两次家庭情况，他没说啥，回家后盯着墙看了很久。这些事没法写进赔偿书里，也没法折算成钱。

　　杨登科被父亲拿3000块买了通知书，王天平的退伍档案“丢了”，荆高峰的成绩被人改了——不是一个人坏，是一串人没拦。校长认了干亲就点头，户籍民警没核身份证真伪，医生照着名字发药，谁都没多问一句“这个人真是她吗”。

　　现在高考刷脸、录指纹，学籍全国联网，系统里一个名字对不上就会弹红框。但年娟香的耳聋不会好，她错过的是1995年那个夏天，不是技术升级后的今天。

　　当年她要是再跑一趟学校呢？要是拿着准考证复印件去教育局问一问呢？没人教她该找谁，也没人告诉她，质疑本身就能启动程序。

　　那张准考证早没了，连灰都没剩下。她现在养了三只鸡，每天早上扫院子，喂食，听鸡叫。鸡叫得挺响，她还是听不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