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4月中旬，西安。初春时节，千年古都的街道两侧，国槐等行道树开始展露新绿。

　　为了尽快抓获“1·24”特大枪杀案的嫌疑人王保太，办案民警从案发地社旗县，转战到400多公里外的西安。

　　经过警方的反复教育说服，西安市红旗水泥制品厂的退休工人李三喜，终于抛掉所谓的“江湖义气”，站在正义和大义这一边。李三喜供述称，自己是1980年秋，在南阳认识的王保太。俩人关系不错。今年正月十五（1982年2月8日），王保太忽然来到李三喜家，说自己和家里婆娘生气就跑出来了。李就安顿他先住下，期间王保太让李三喜帮其介绍木工活。直到2月12日离开时，王保太自称要去黄龙山（位于陕西省黄龙县及宜川县南部、韩城市西部）找其族弟，如果找不到再回来。此外，王保太还特意叮嘱李三喜，如果别人来找他，不要说他来过这里，也不要承认二人认识。

　　王保太的话没有挑明，李三喜也没有多问，他心里知道，王保太肯定是在外面摊上事了。

　　有的事，不说就别问。果不其然，现在警察找上门来了。

　　有的事，该说就得说。王保太犯了这么大事，他李三喜怎么能挡得住呢？

　　社旗县公安局决定由吕鸿章和刑警队长左文珍去西安追捕王保太，并请求公安处派王传本、秦保林二人一同前往，协力抓捕。一行人到达西安后，做了两方面工作：

　　一是通过红旗水泥制品厂保卫科，严密布置对李三喜的控制工作；

　　二是到延安地区黄龙县、渭南地区白水县从当地王保太亲朋处查找王的下落。

　　调查中，又发现王在甘肃、新疆两地也有亲朋，所以又决定派左文珍、秦保林去甘肃；社旗县公安局又派出左建玉、谢立晓二人去新疆，查找王保太的隐藏线索。

　　1982年5月3日下午两点钟，邮递员给西安市红旗水泥制品厂收发室送来几封信。其中一封是写给李三喜的，由甘肃省华池县第二中学寄出，该信件除了内页信纸，还有30元汇款单。

　　李三喜收到信后感觉有点奇怪，他把这封信交给警方。该信的内页信纸上写道:“我自正月分别离开，一路顺利到达目的地庆阳......."内容大致是说自己在庆阳休养身体，30元汇款是还李三喜之前给他的路费。

　　该信的落款是甘肃省华池县悦乐公社悦乐大队朱堡子四队转李师即可。

　　此信未直接署名，信里所写的内容，跟王保太的情况比较一致。经讯问，李三喜说自己在甘肃那边既没有亲戚朋友，也不认识这个“李师”，更想不到谁会从那里来信。警方请笔迹鉴定方面的专家把该信的字迹与王保太字迹进行比对，证明此信属王保太所写无疑！

　　之前阴差阳错，一次次扑空，让办案民警都很郁闷，这个消息让大家兴奋不已：王保太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陕西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当机立断，当夜派车队队长开车送畅德林直奔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严密控制嫌疑人动向。华池县公安局年过半百的局长和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立即骑自行车赶到悦乐公社悦乐大队进行查证。经过一番查访讯问，悦乐大队社员朱万海证实，其家里确实来过姓李的河南木工，已在20天前带着其侄子朱全有，到直线距离约30多公里外的庆阳县玄马公社樊庙大队张岭子生产队张中德家做木工活。他们在汇报这一情况后，又直接跟踪到玄马公社。

　　事不宜迟，机不可失。1982年5月4日，吕鸿章和王传本从铜川赶到庆阳，左建玉、谢立晓到达西安后也赶到庆阳，到甘肃省会的左文珍、秦保林也转回庆阳。三路人员会师后，当晚六点半钟，社旗县公安局追捕人员7人和甘肃、陕西两省的公安干警驱车赶到玄马公社。经核实，王保太仍在张家做木工活，当天晚饭后去10里外的三十里铺看戏去了，要到夜里12点左右才能回来。

　　行动前，警方制定了两套逮捕预案：一是到三十里铺演戏现场抓捕；一是在张中德家守候抓捕。

　　吕鸿章建议不去演戏现场逮捕，因为到那里容易打草惊蛇，使罪犯逃跑；而在张中德家守株待兔，采取里应外合守候擒捉，相比之下更为稳妥。大家商议后，决定由庆阳地区公安处彭科长、庆阳县公安局裴局长、华池县公安局芦局长、玄马公社派出所李所长等当地警方4人潜伏张家，社旗县公安局的干警7人在张家周围埋伏，未抓到罪犯之前，张家男女老少不准出门，防止通风报信或走漏风声。

　　11名办案干警做好抓捕和战斗的准备，分内外两层暗中埋伏下来，在张家设下网罗。

　　这天是农历四月十一，入夜，天上的大半个月亮从东南方慢慢升起。5月的陇东盆地，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渐渐隐入夜幕。晚上温度降低，略有寒意。

　　夜深了，包括张家在内，生产队的各家各户都熄灯睡觉，狗也不叫了。村子里黑黢黢、静悄悄的。

　　月亮缓缓升到天上。等待的时间显得很长。有人在黑暗中抬手看看手表，夜光指针已经过了10点。

　　又过了很大一会儿，村里的狗叫了，一个黑影慢慢摸回张家。这是夜里大约11点55分，该男子哼着秦腔的调子，摸索着打开屋门。刚一进屋，他立即被守候的民警死死拦腰抱住，被控制住后戴上了手铐。男子问道：“你们干啥？为啥抓我？”抓捕民警反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们弄错了，我叫李三喜。”男子虽然矢口否认，表情却有些不自然。

　　民警拿出王保太的照片，仔细跟此人现场对照。照片并非近照，是王保太十多年前的老照片，眼前这个男子同相片里的王保太相比，可以说是判若两人。所以，现场的社旗县公安局7名干警，没一人认出他。这并非此人擅长易容术，而是他有意留起胡子，穿的衣服也不一样，所以同照片里差别巨大。民警又问了张家的人，确定此人就是在张家做木工的“李三喜”。

　　当夜，民警把该男子押到就近的玄马公社派出所。吕鸿章决定再进行一次“火力侦察”。过了一阵子，当该男子放松下来，正在派出所里喝开水时，吕猛然冲他高喊：“王保太”，男子胡子一动，本能地答道:“有！”话一出口，他后悔不已，低下了头。

　　吕鸿章又问：“你在家杀这么多人，为什么不去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而是一直潜逃？”

　　王保太不再隐瞒，回答说：“杀人要抵命。死罪难逃。我是黄鼠狼躲端阳，躲过一天我多活一天。”

　　有意思的是，这一天并非五月初五端午节，而是公历5月5日。

　　从1982年1月24日枪响案发，到1982年5月5日凌晨被捕并确认身份，王保太一共躲了102天。

　　在看了一出好戏后，王保太的戏唱到了最后一折。

　　他没能再躲下去，也不可能躲避法律的严惩。就在当晚，社旗警方星夜兼程将其押回社旗县看守所。

　　因为要报复他人，就杀死9人，打伤4人，可见行凶时完全是下死手，必欲取人性命。杀人时毫不眨眼，保命时“惜时如金”。具有反社会人格的王保太，虽然绞尽脑汁，改名换姓，蓄须换装，逃出千里之外，钻入深山老林，以木匠职业为掩护，妄图长期隐藏逃避法律惩罚，但也只是躲避了百日，仍然落入法网。

　　社旗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1982年春节没有过，接着又忙碌了三个多月，在这期间，他们足迹遍布六个省六十一个县市，行程数万里。他们不怕忙、不怕累、不怕流血牺牲，就怕凶手不能归案，正义不能伸张。至此，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王保太被抓的消息传遍社旗，人们奔走相告，感慨不已。

　　就在这一年，王保太被判处死刑，在社旗公判后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一声枪响，真能一切清零吗？王保太持枪报复，造成多个家庭家破人亡，悲剧无法挽回。此案的教训太大太深刻。

　　12年后，“1·24”社旗县王保太特大枪杀案作为典型案例，被收入《南阳地区志》的《公安卷》：

　　　　“1982年1月24日，社旗县唐庄公社小王庄村民王保太骗出党支部书记王喜栓家存放的五六式冲锋枪，当场将王喜栓打死，后持枪在唐庄、陌陂两个公社5个自然村打死干部、群众9人，打伤4人，携枪逃匿。公安机关在侦捕中先后奔走6个省61个县，于5月4日在甘肃省庆阳县玄马公社将凶犯擒获。此案系报复杀人。原因是王保太父子二人多次走私倒卖金银，其儿子曾被拘留审查并没收银币百元。”

　　在社会转型期，1982年及其前几年，包括1983年，全国的治安状况严峻，出了多起轰动全国的刑事大案，直接推动了1983年“严打”政策的出台。各地通过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扭转了治安恶化趋势，为后来的改革开放营造了较为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全文完）

　　本文据吕鸿章《社旗县王保太特大枪杀案侦破始末》及《南阳地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