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6年，是“新医改”启动的第七年，也是“新医改”进入深水区拉开改革攻坚序幕之年。曾担任卫生部副部长12年的黄洁夫，同时也是一名肝胆外科专家。从医多年，置身医改工作的重要部门，黄洁夫对“新医改”有着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对“医改要改什么”“医改的关键在哪”等一系列问题的解答，既能正本清源、不忘“医改”初心，也能用来剖析如今“新医改”的现状。


　　“要鼓励社会办医和促进民营医院发展”


　　文史博览·人物（以下简称“人物”）：“十三五”时期是“新医改”的决胜阶段，也是实现“2020年基本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目标的关键五年。自2009年实施“新医改”以来，通过七年的推进，您觉得“新医改”还存在哪些问题？


　　黄洁夫：医改不是“改医”，不是“药改”。医改是改革医药市场，是培育医药市场，是推动医药市场快速发展，通过卫生事业的发展去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医改战略着力解决医疗事业的公益性和政府对基本医疗的公共服务职能。但医改从执行层面上，对我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与结构性矛盾关注不够，民众“看病贵、看病难”至今未能得到根本缓解。


　　人物：根据您的观察，“看病贵、看病难”未能得到根本缓解的原因是什么？


　　黄洁夫：目前，医改仅聚焦于医保层面提标、医院内部管理，对在计划经济条件形成的我国现行医疗服务体系并未触动，供方的利益格局并未调整，公立医院试点集中在县级医院，位处医疗服务链的“下游”，而“上游”的大医院改革未积极推进，至今未产生可推广的模式。医改的一些措施，如取消“药品加成8.11方案”与侧重报销比例方式导向的“分级诊疗”等都未与医疗服务体制改革衔接。“社会办医”“多点执业”“三医联动”“医疗资源基层下沉”等措施，大都是停留在文件上而无法落地。与医改相关的政府部门有20余家，“九龙治水”，理念并不一致，一些政府部门成为医改的阻力，博弈各方都习惯性采用政府行政手段，往往违背卫生经济学规律，经常事倍功半或无疾而终。


　　▲黄洁夫在中山医学院度过了大学和研究生时代，这里构建了他成为一名医生最初的世界观。


　　人物：那么有没有可供借鉴的医改经验？


　　黄洁夫：医改要求政府对医院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心转向于“建机制”和“改体制”，我国台湾地区的以全民健保制度为龙头的医改经验可以借鉴。我国现有的13000多家公立医院应进行结构性改革，公立公办、民营公办、混合制改革。台湾地区使用5.6％GDP投入，医疗服务公平与效率的综合评价在世界排名第五，做到了老百姓满意、政府满意，医务人员也有尊严。台湾政府在保障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又用市场之力满足了民众多元化医疗需求，促进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台湾的医学水平处于亚洲先进行列。


　　人物：相比之下，我们的短板在哪？


　　黄洁夫：我国大陆地区的公立医院大都采用“高投入推动高收入”的运行模式，现在大型医院业务收入每年以10％－20％速度增长，医药增长远远超过GDP发展与国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政府财政与医保支付的钱有相当比例均花费在虚高的医疗商品价格上，这种公立医院的运行机制是难以持续的，我国“行政化＋商业化”畸形的公立医院的事业单位体制应该改变，要鼓励社会办医和促进民营医院发展。


　　“‘医改’主力军是医务人员”


　　人物：所有改革的关键最终都是在人，您认为医改的关键在谁？


　　黄洁夫：政府无疑是医改的主体，但医务人员则是主力军。医务人员应在一个健康的医疗环境中参与医改。一个健康有序、充满活力、公平竞争的医疗服务市场与一支德艺双馨的医务人员队伍是医改成功的关键。另外，我们现在推行分级诊疗，如果医生的水平都达不到区分患者的诊疗级别，分级诊疗怎么分？


　　人物：医疗服务市场和医务人员队伍如此重要，那目前我国的医疗服务市场能否承担医改的任务？


　　黄洁夫：我国现在的医疗市场的生态环境是不健康的，比如说，大医院人满为患，医生处于“临战状态”，基层医院“门可罗雀”；公立医院并不姓“公”，“创收逐利”成为医院运行的动力和无序的扩张，民营医院则在营利与非营利间徘徊，定位不清，人才匮乏；高端设备仪器、耗材、药品与过度医疗充斥于医院，中医药在医疗服务市场的定位偏低。


　　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医务人员牢骚委屈、消极无奈，医疗行业中淡泊名利、病人至上的职业操守让位于急功近利、行政权力的价值观。再加上我国医学教育与卫生人才需求严重脱节，急需的卫生人才从培养到使用，从概念到流程均未完善，高校合并后的重点医学院校由于体制原因已经难以发挥排头兵的作用，令人尊敬的医学事业已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


　　▲66岁的黄洁夫在中山三院岭南医院主刀器官捐献手术。


　　人物：如何解决“后继无人”的危机？对于建立健全医疗卫生队伍，您有怎样的建议？


　　黄洁夫：首先，改革医学教育和人才培养与使用的管理体制。建议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由教育部、卫计委、人社部等有关部门共同组成的统筹协调医学和卫生人才培养和使用的体制。


　　结合国情，实事求是制定医学和卫生人才培养中相关政策诸如：院校学制、人才层次、职称晋升、薪酬待遇、编制统筹、工作环境等问题，解决制约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深层次的矛盾，要逐步完善医疗技术劳务价格、医疗保障支付政策，建立适应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解决当前医院“创收逐利”的运行与分配机制，制定有利于优良医疗卫生人才下沉基层的配套政策，修正“小病进社区，大病到医院”的不适当提法，改善在基层医疗机构工作的医生职业发展前景。


　　要加强全科医生培养的学科设置和规范。扩大全科医生特岗计划试点范围，已取得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并到乡镇卫生院服务者，可享受特岗计划待遇，国家对其院校教育期间的学费给予全额补偿。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要求大医院医务人员下基层工作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构建多层次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建议由教育部和卫计委共管的医学院校及附属医院承担建立我国医学毕业后教育的合理机制，明确毕业后教育在卫生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为推进医学事业发展，我国应探索成立名符其实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计生委应根据医疗行业特点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地区特点，制定医务人员继续医学教育的规定。诸如：专业人才分类、分层次继续教育制度。建立专科护士、养老护理专业人员继续教育培养制度，完善公共卫生医师、药师培养培训制度。开展乡村医生常见病、地方病等实用技能专项教育培训，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建立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对口帮扶制度、开展师资双向交流培训，优秀学生免试升级再教育等，落实区域卫生规划，培养基层卫生人才。


　　人物：培养“主力军”之后，如何提高他们参与“医改”的积极性？


　　黄洁夫：这是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现在，我国学医从业意愿在下降，究其背后有着医生社会地位下降，频发的伤医事件，医院的“企业化加商品化”的运行机制与医疗事件丑闻等复杂原因，要破解现在的困局，需要对医疗服务体制进一步改革，使医生体面有尊严地工作。


　　医疗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产业结构复杂，上中下游多方交织在一起，服务提供者与接受者信息严重不对称，容易发生诱导性消费。所以，医生的人文精神与专业道德在市场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


　　政府的责任是支持和监管，应该用政府这支有形之手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去建设一个以医生为主体的自由流动的“人力资源”市场。激励医务人员在医疗市场中创新医疗服务模式，为病人提供低廉高质量的服务。让医务人员能积极投身于医改，感受到职业的责任与荣誉，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人物：您从医多年，在您看来如何解决现如今医改过程中面临的医患关系紧张问题？


　　黄洁夫：有句话是，“医生的职业道德是医改的基石。”一个医生的队伍没有人文精神做基石，那么这样的医改效果一定会打折扣。因为不论改革怎么改，最后都是医生面对病人。所以，培养一支有人文精神的医生队伍极为重要。医生一旦有人文精神不仅更能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与病人同欢喜同担忧，同时也能更善于处理与患者间的关系。


　　专题统筹 | 黄琪晨；


　　文 | 《文史博览·人物》 记者 唐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