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IBM是美国最具价值的公司。它不仅盈利丰厚，还是全美最大的雇主之一，旗下拥有近40万名员工。

　　时至今日，若剔除通胀因素，英伟达（Nvidia）的市值已接近当年IBM的20倍，利润达5倍之多。然而，这家支撑起全球AI算力的巨头，员工总数仅为当年IBM的十分之一左右。

　　这一跨越40年的对比揭示了当今经济的一个深刻现状：经济红利正不成比例地流向“资本”，而非“劳动”。 疫情以来，企业利润飙升，利润折算出的市场价值更是水涨船高。结果便是：由企业、股东及少数明星员工组成的“资本阵营”大获全胜，而普通劳动者仅能分得微薄的收益。

繁荣的股市，悲观的家庭

　　资本与劳动的分化，解释了为何宏观经济数据一片大好，而普通家庭却情绪悲观。2月初的市场波动便是一个极佳的注脚。

　　上周，全球市场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深V”大转折。周初，市场一度担忧AI投资收益过慢，科技股震荡下行；然而，随着巨头们交出超预期的利润报表，市场情绪瞬间反转。即便利好消息的背后是裁员人数攀升、职位空缺骤降——尤其是受AI直接冲击的白领岗位——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依然在这一片阴霾中，史诗级地首次冲破50,000点大关。

　　这种巨大的财富力量意味着，对富裕阶层而言，资产增值的驱动力已完全盖过了工资。当公司宣布通过AI“精简人力”来提高效率时，资本市场会立刻以股价大涨作为奖励。

起源：从工厂自动化开始

　　财富从劳动向资本的转移并非一蹴而就。1980年，劳动报酬占美国国民总收入（GDI）的58%；而到去年第三季度，这一比例已跌至51.4%。与之相对，利润占比从7%跃升至11.7%。

　　这种转变始于40年前。20世纪80年代，工会解体和外包盛行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随后，自动化接管了工厂。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Pascual Restrepo）指出，20世纪80年代，工厂增加值的66%流向了劳动；到了2000年代，这一比例降至45%。虽然这降低了物价，但也迫使原本能获得高薪工厂职位的工人转向了低薪的服务性岗位。

大科技公司的“非人化”崛起

　　疫情曾短暂地让劳动力处于优势，但通胀很快抹平了工资增量。与此同时，大科技公司完成了对经济主导权的收割。

　　现代科技巨头的商业模式与IBM时代有本质区别：他们的资本不再是厂房和机器，而是算法、操作系统和自我强化的用户网络。英伟达与IBM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只负责设计，不负责制造。

　　这种“轻资产、轻劳动力”的模式导致了一个现象：最赚钱的公司往往不需要太多员工。过去三年，谷歌母公司Alphabet收入增长了43%，员工总数却基本持平。在这些公司中，普通员工与“人力资本”的界限日益模糊，设计技术的顶尖人才通过股票期权跨入了资本阶层，而普通岗位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

谁是最后的赢家？

　　自2019年底以来，扣除通胀后，美国工人的平均时薪仅增长了3%，而企业利润却狂飙了43%。

　　目前，美国家庭持有的股票财富已接近其年可支配收入的300%，而在2019年这一数字仅为200%。正如分析师所言，利润率不会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就像“三马天尼午餐”或强势的工会一去不复返一样。

　　未来会怎样？ AI正在完成最后的财富分配。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Dario Amodei）警告称，AI并非取代特定职位，而是作为一种通用劳动力的替代。这可能导致大型企业被人员极度精简的初创公司取代。

　　雷斯特雷波预测，正如当年的工厂自动化冲击了蓝领，AI将对白领产生同样的“挤出效应”。最终的赢家将是那些需要深度社交、近距离手工劳动的人，以及享受廉价商品的消费者。

　　而最大的赢家，永远是那些端坐在50,000点高位之上的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