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宝上幼儿园那天，我偷偷在小区广场多跳了三遍《最炫民族风》。腿酸，膝盖咕咕响，可脚跟踩在水泥地上，像踩回了自己身体里——那种久违的、属于“我”的节奏。

　　真没想到，六十五岁的人，还能为跳支舞，眼眶发热。

　　头一回抱上大宝，是2018年冬天。那会儿他刚出生七天，我穿着厚绒睡衣就从城东老房子搬进了女儿女婿的新家。没办交接，没列清单，就拎了个旧布包，里面装着月子垫、艾条、一包红糖，还有我压箱底的祖传炖盅。女婿说“妈您别太累”，女儿低头削苹果，刀尖划破果皮，没接话。谁都知道，这哪是帮忙，是签了份没有工资、没有假期、连病假条都得自己悄悄撕掉的终身合同。

　　夜里喂奶、换尿布、拍嗝，白天煮粥、炖汤、洗奶瓶、擦地板、给女婿热饭……最狠的是那阵子，大宝四个月，我抱着他在客厅来回走，从晚上十一点走到凌晨四点，他一放就醒。有天早上照镜子，发现右手指关节肿得像小核桃，一捏就钻心地疼——腱鞘炎。我攥着药盒在厨房站了十分钟，最后塞进垃圾桶。晚饭桌上，我夹起一块清蒸鱼：“你们安心上你们的班，妈手稳着呢。”

　　2020年端午节后，女儿吐得连白粥都含不住。B超单上写着“宫内早孕6周+”。她和女婿在阳台小声争了半宿，我蹲在厨房剥毛豆，豆壳裂开的声音特别脆。第二天一早，我把存折推过去：“留着。孩子来了，家里热闹。”

　　然后就是两个孩子轮番上阵：大宝要上幼儿园，二宝还尿裤子；大宝吃幼儿园饭盒，二宝只认我手里的小勺；女婿在书房开视频会议，大宝踮脚扒门缝，二宝直接把酸奶糊在他键盘上。有回深夜发烧，我抱着大宝冲进社区医院，挂号单上时间是凌晨1点27分，缴费小票皱得像团废纸，输液室灯光惨白，我靠在塑料椅上，数挂钟秒针走了47下，才听见护士喊：“37.2，退了。”

　　最磨人的不是累。是女儿一边擦口红准备上班，一边指着沙发上没叠的儿童毯说：“妈，您就不能顺手收一下？”是她下班进门闻见剩奶味，眉毛拧成疙瘩：“冰箱里那碗糊糊，放了八小时了，您真敢喂？”是女婿盯着二宝满手饭粒发火：“能不能让他自己吃？您喂得再好，也喂不进小学课本里啊。”

　　前两天在菜场碰见老姐妹，她背上还 strapped 着三岁的小孙女，一手提菜，一手举着保温桶。我们对视三秒，谁都没开口，只把彼此眼角的细纹、手背上凸起的青筋，看得清清楚楚。

　　昨天整理旧衣柜，翻出我跳广场舞那年穿的玫红绸衫。袖口磨得发毛，但蝴蝶结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