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工作整整30年后，世界领先的计算生物学家鲍志荣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这位开创了细胞实时追踪成像技术的科学家，今年1月正式加入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担任讲席教授。他此前任职于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这是全球最顶尖的癌症研究与治疗机构之一，他在那里主持着数百万美元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项目。

　　鲍志荣的回归不是孤立事件。它是近年来中国海外高层次科学家回流浪潮的最新注脚，也折射出全球科技人才版图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从签证收紧到资金限制，从地缘政治紧张到中国本土科研环境改善，多重力量正在重塑科学家的职业选择逻辑。

从线虫胚胎到人类疾病的破译者

　　要理解鲍志荣的学术价值，需要先理解他解决的问题有多困难。生物体从一个受精卵发育成复杂器官的过程，涉及数千甚至数百万个细胞的分裂、迁移、分化和相互作用。这个过程在显微镜下是一片混乱，细胞不断运动变化，传统的静态切片观察根本无法捕捉其中的动态规律。如何在活体中实时追踪每一个细胞的命运，并重建它们之间的谱系关系，是发育生物学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

　　鲍志荣的团队开发的AceTree软件在2006年首次发布时，就成为破解这个难题的关键工具。这个软件基于三维延时成像技术，能够自动追踪秀丽隐杆线虫胚胎发育过程中每个细胞核的位置和分裂历程。线虫胚胎只有558个细胞，但其细胞谱系完全已知且高度保守,成为研究发育过程的理想模型。AceTree不仅能追踪细胞,还能量化每个细胞的形态、位置、基因表达等多维数据，并将这些信息整合成完整的时空图谱。

　　这项技术的影响远超出线虫研究本身。科学家利用AceTree及其衍生技术研究出生缺陷如何形成，癌细胞如何劫持正常的生长调控通路，干细胞如何被诱导修复受损组织。2018年，鲍志荣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变革性研究奖，这是NIH最高荣誉之一，专门支持那些高风险但有潜力重塑生物医学研究的创新想法。该奖项每年在全美仅授予十几位科学家，获奖项目往往代表了领域的前沿突破方向。

　　计算生物学家鲍志荣已加入南方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担任讲席教授。图片：校方提供

　　鲍志荣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开发了跨模态成像技术，能够将活细胞荧光成像与电子显微镜超微结构观察结合起来。这使得研究者既能看到细胞在活体中的动态行为，又能在纳米尺度上观察其内部的精细结构。这种技术被应用于神经回路发育研究，揭示了大脑连接如何在胚胎期逐步建立，为理解自闭症等神经发育疾病提供了新视角。

人才回流的推拉之力

　　鲍志荣的回国决定需要放在更宏观的背景下理解。数据显示，以美国为基地从事研究的中国科学家回国比例已从2010年的48%上升至2021年的67%。2024年留学回国人数达到49.5万，比2023年增加近8万人，同比增长19.1%，人才回流呈现加速态势。在顶尖科学家群体中，这一趋势同样明显。根据科睿唯安发布的2024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国以1405人次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的2507人次，而这个差距正在快速缩小。

　　推动这一趋势的有"推力"也有"拉力"。推力方面，美国自2018年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对在美华人科研人员施加了巨大的审查压力。许多无辜的科学家遭到调查甚至起诉，最终大多案件被撤销或无罪释放，但职业生涯已受重创。签证政策的收紧也让中国学者和学生在美国面临更多不确定性。2024年甚至有美国国会议员提议限制中国学生在敏感技术领域的学习和研究机会。这种政治化的科研环境让许多华人科学家感到不安。

　　拉力方面，中国自2008年启动的"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项目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条件，包括充足的科研启动经费、实验室空间、住房补贴和子女教育安排。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科研基础设施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大型科学装置、先进实验平台、高性能计算资源的建设速度惊人。生物医学领域，中国在干细胞研究、基因编辑、器官类似物等前沿方向投入巨大，有些领域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对于鲍志荣这样的顶尖科学家而言，科研资源和平台可能比薪酬更重要。南方科技大学作为深圳重点建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在生命科学领域投入巨大。该校的定位是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给予教授高度的学术自主权和充足的资源支持。深圳作为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基地，拥有华大基因等世界级生物技术企业，产学研结合的环境也为基础研究向应用转化提供了便利。

从癌症中心到脑科学前沿

　　值得注意的是，鲍志荣的研究方向在回国后有所调整。他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工作主要聚焦癌症基因组学和细胞发育机制，而在南方科技大学的新实验室，他计划研究脑回路功能的形成机制，并从中寻找自闭症等神经发育疾病的线索。这个转向并非偶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将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列为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之一，投入数十亿元支持相关研究。

　　脑科学研究在中国正迎来黄金时期。从上海的脑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到北京的脑科学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再到深圳的脑解析与脑模拟设施，大型科研平台不断涌现。中国还在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研究上具有独特优势，这是研究人类脑疾病不可替代的工具。鲍志荣在秀丽隐杆线虫上建立的全脑细胞追踪和神经回路分析技术，如果能扩展到更复杂的模式生物，将为理解人脑工作原理提供重要启示。

　　他的研究方法也在不断进化。近年来，鲍志荣团队将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引入细胞追踪分析。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利用分层深度强化学习揭示了细胞运动的模块化机制，显示细胞的复杂行为可以分解为若干基本运动模式的组合。这种将生物学问题转化为计算问题的能力，正是计算生物学的核心价值所在。而中国在人工智能研究和算力资源上的快速发展，为这类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了肥沃土壤。

全球科技版图的微妙平衡

　　鲍志荣的回归是个案，但折射出全球科技人才流动格局的变化。过去几十年，美国凭借顶尖的大学、充足的科研经费和开放的学术环境吸引了全球最优秀的科学家。这种人才虹吸效应是美国科技领先地位的重要支撑。但当政治考量开始压倒学术价值，当对特定族裔科学家的怀疑成为常态，这个吸引力就会减弱。

　　对中国而言，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回流是科技实力提升的重要推动力。但也需要警惕过度依赖海外引才而忽视本土人才培养。真正的科技强国需要建立完整的人才梯队，从基础教育到博士培养再到职业发展，每个环节都要有竞争力。同时，如何为归国科学家提供真正自由的学术环境，避免行政化、形式主义对科研的干扰，也是必须正视的挑战。

　　科学本应是无国界的。人类对疾病机制的理解、对生命奥秘的探索，不应该被地缘政治所阻隔。鲍志荣这样的科学家，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他们的发现都会惠及全人类。当一个优秀科学家选择回到祖国继续研究，这本该是一个自然的职业选择，不应该被过度解读为"人才争夺战"的胜负。

　　但现实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科学家的流动已经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地缘政治的色彩。鲍志荣的选择，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它提醒我们，科技竞争的核心终究是人才，而吸引和留住人才的关键，不是国籍审查和政治忠诚度测试，而是能否提供自由探索的土壤、充足的资源支持和尊重科学规律的文化。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