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先生:我看到我的很多学生和朋友,他们研究重要但很困难的问题时,一开始都会觉得心慌,然后就放弃了

12333社保查询网www.sz12333.net.cn 2026-02-12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我研究生刚毕业拿到博士学位那年,陈省身先生很喜欢我。他是我的导师,是数学界的一代大师,他很看得起我,认为我是他的继承人,我也很骄傲能成为他的学生。从我父亲去世一路到我研究生毕业,我家里的生活都很艰苦。毕业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做得还算不错,陈先生让我申请不同的大学。我申请了大概6所学校,包括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以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当时,大概是因为陈先生的推荐信写得很好,每所大学都给了我很好的offer(录用信),现在我还留着这些offer。前一阵子整理文件,看到哈佛大学当时给我三年的offer,薪水在当时很好,年薪一万四千五百美元,这可能是数学方面最好的offer,其他大学也不错。当时,我跑去跟陈先生谈,我说这些学校聘请我去,您觉得哪个地方好?陈先生也不问是哪些大学,他大概晓得是哪些地方聘请了我。他告诉我,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个很好的地方,所有出色的数学家都应当去一次,那才算对得起自己的数学人生。陈先生最主要的工作是1945年在普林斯顿待了两年做出来的,那是一个至今仍值得纪念的工作,因为那是影响了整个数学界和物理学界的工作,所以陈先生对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很有信心,他说我应该去那里。我不好意思告诉陈先生,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给我的offer,薪水比哈佛大学少了一半以上,年薪六千四百美元;同时哈佛大学给我三年的聘期,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只给一年。其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没有看不起我,只是它一向如此,只给一年的offer,薪水也这么低。我记得很清楚,陈先生讲的话是十分肯定的,我非去不可,于是当时我就答应了陈先生。我想也没有想,也没有再考虑其他学校的offer,这是因为我晓得陈先生讲的是对的。我一辈子要找一个最好的方向,让我的事业能够走出一条有意义的路来,所以我选择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当然,哈佛大学也是一所伟大的学校,毕竟后来我在那里做了35年教授。不过,我始终没有觉得我做了一个不对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后来影响很大。选择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好处是,基本上全世界有名的学者都会去那里访问,我能够遇到很多世界第一流的学者,而且比其他地方都多得多,跟他们交流,对我后来影响很大。我去哈佛大学当然也可以碰到不少这样的学者,但范围不会那么广。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人生选择。我也奉劝诸位,在你们做人生选择的时候,不一定要从金钱、权力、名望等方面来选择,要选择一条路,是能够影响以后一辈子并实现自己志向的康庄大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其他的因素,我觉得很满足,不斤斤计较得到的金钱。后来我在几所美国的名校能够待下来,与我当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认识的朋友和大师有密切的关系。

  回想从前,有些时候,我走错了方向,走了一条不是我本来要走的路,没有研究我本来最想研究的问题,结果虽然不错,但我还是很快回去走一条更有意义的康庄大道。开辟一条康庄大道并不简单,我们需要独立思考。我虽然碰到很多当代的大师,但最重要的还是依靠自己的思想。我需要思考数学发展的宏观大道,我要找到数学,尤其跟几何有关的大道应当如何去走。这个思考过程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几十年走的路都是从那时候开始慢慢发展起来的。有了这个起源,我还需要有恒心,一定要坚持,走一条大路,一直走下去。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我看到我的很多学生和朋友,他们研究重要但很困难的问题时,一开始都会觉得心慌,然后就放弃了。其实很多问题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困难,很多人都遇到了心理问题和障碍,不敢研究大问题。事实上,我们有了自己的看法,有信心而又尽力地向这个方向走,多交一些良师益友,总是会有好的结果的。一位有学问的学者,尤其在现代社会里,不可能一个人赤手空拳、完全不顾别人的想法就能够做出极为重要的工作。所有大师的学问都是很多不同的学者共同努力走出来的,唯一的区别是,大师走到最后时,比别人多了一步。

  大家都听过,伟大的科学家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成他的学问的,这句话是牛顿讲的。他走过的路、做过的研究,是真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完成的。我们不要认为,一个人坐在家里,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就会完成其学问或者事业。世间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不要被人误导了。一些媒体喜欢讲这样的故事,可能是因为这样讲起来比较有趣。但事实上,我和20世纪下半叶的大数学家都有一定程度的交流,没有见过有这种能力的数学家,包括陈先生在内。陈先生的主要工作是1945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受很多大师影响完成的。如果他没有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大概就完成不了他的工作,因为他在那里遇到了当时最伟大的数学家安德烈·韦伊,跟他来往和交流。

  我希望你们毕业以后要记得这一点,你们需要很好的朋友,也需要很好的老师,当然这不一定都是指在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在大公司里做事,也可以见到很有成就的商业界的CEO、董事长,可以跟他们学习。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后,我去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当时的系主任是一位很出名的学者詹姆斯·西蒙斯,这位学者是研究几何的,他对我印象很好,很希望我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教授。他是一位很有意思的数学大师,我很佩服他,到现在我还跟他很熟。当时,他对做学问的兴趣非常大,他在几何学方面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其中一个就是跟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一同做的。这个工作在物理学界,特别是凝聚态物理方面是很重要的。当时他们也不晓得这个工作有这么重要,科学上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在被构造的时候可能不晓得它的重要性,过了十年以后才晓得这么重要。当时我是单身,西蒙斯常常跟我聊天,他对数学的热情我看得出来。但是,他也很喜欢钱,要赚大钱,因此他后来慢慢去做生意了。他现在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有才华的一位对冲基金经理。但开始时,他试了很多不同的方法,将自己住的大房子卖掉、收回来,又卖掉、又收回来,如是反复几次。他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做法,结果都不成功。十多年以后,他才开始将他的公司、投资的方法稳定下来。有趣的是,过了三十年后,他对数学研究又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每一个做大事业的人,其成功都有一定的困难,我们不能轻视创业的艰难,认为可以很快就能够成功。我们要不停地向前走,不停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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