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在北京卖答案，真以为是靠脑子吃饭，结果呢，还不是被人当猪一样，塞进一辆依维柯，从京城一路向南，奔着那未知的牢笼去。

　　车窗外是飞逝的六环风景，车窗里是他无声的眼泪，想着刚有起色的事业，想着可能要黄了的女朋友，心里就一个念头，咧熊了，这辈子算是咧熊了。

　　你敢信吗，把他咬出来的，正是那个一口一个哥叫着的“老板”刘武，一个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在北京开公司，专做这投机倒把的买卖，说白了，就是个作弊贩子。

　　带着一个二十岁的小姑娘宋明明，就把济宁这边的生意给对接了，结果一出事，他第一个就软了，简直是个怂包蛋。

　　十个月后开庭，这哥们儿在法庭上，一个劲儿给审判长鞠躬，那姿态，谦卑得让人恶心，还在去法院的车上，跟我和另一个兄弟沈龙道歉，说他也是没办法，才把你俩供出来的。

　　我俩都懒得看他一眼，有些人，跪习惯了，就真以为自己站着的时候，别人也得俯视他，其实呢，狗屁不是。

　　晚上八点，车到了济宁市看守所，地方不大，在岱庄路，透着一股陈旧的气息，跟北京海淀的没法比，简直是豪华单间和贫民窟的区别。

　　一个不到三十的警官吕儒廉，办我案子的，过来递了句话，说你这案子一到三年，好好配合，争取判一年。

　　我一听心更凉了，最少一年，那是什么概念，人生最好的时光，就要在这方寸之地耗着，真是不想活了。

　　接着就是老一套流程，脱光衣服检查，由“劳动号”执行，老民警李大队在旁边监督，五十多岁，快退休了，拍拍我肩膀说，小伙子别怕，我们这儿管理更严。

　　我心里冷笑，严不严的，日子不都得过吗，还能严到哪去。

　　结果一进监室，我就傻眼了，304房，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小屋里，面积只有北京的一半，也就三米宽六米长，睡的是一排水泥大炕，最里面，就是一个便坑。

　　本地人管那叫“马眼”，旁边是水泥水池，我刚来，睡最边上，挨着马眼，那股子臭味，直冲天灵盖，简直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号头是个四十多的中年人，叫甘兴海，因为盗墓进来的，听这罪名就觉得有故事，他盘了我几句，听说我是北京来的，还挺客气。

　　问了问北京的新鲜事，看我没吃饭，就让手下人，给我拿了个馒头，配上一块黑乎乎的老腌萝卜。

　　这就算是新人的第一顿饭，那滋味，比黄连还苦，我却吃得狼吞虎咽，因为饿，也因为那一丝丝久违的“人情味”。

　　济宁人说话有口音，但好在能听懂，他们最爱说的口头禅，就是“咧熊”，基本上就是北京话里“完犊子”的意思，特别形象。

　　第一晚怎么睡着的，根本不记得，只知道人贴着人，连翻身都难，号头他们睡前面，一人能占一米宽，我们新人，就跟沙丁鱼罐头似的。

　　那晚我没想别的，就是难过，流泪，感觉被全世界抛弃了，人生的遮羞布，算是被彻底撕干净了。

　　你以为进了看守所，就是坐着反思人生吗，太天真了，这里不用坐板，但是要干活，而且是强制的。

　　干啥呢，剥大蒜，一人一天十来斤，任务相当重，那大蒜汁有毒，辣手得很，好多人手指头都感染化脓了，肿得跟胡萝卜似的，但你还得干。

　　这活儿是外面一个老板，跟看守所合作的项目，说得好听是劳动改造，其实呢，收入都进了看守所的小金库。

　　这就很有意思了，对吧，一个本该惩戒罪恶的地方，自己却在规则边缘，疯狂试探，甚至滋生着新的脓疮。

　　多年以后，那个叫曹扎根的所长，果然就进去了，判了十三年，其中就有这档子买卖的事，真是天道好轮回。

　　讽刺不讽刺，当初的管理者，最终也成了被管理者，不知道他剥大蒜的时候，会不会想起我们这些曾经的“苦力”。

　　在这里，我才知道，原来曲阜只是济宁下属的县级市，金乡县是中国大蒜之乡，难怪我们会剥大蒜，煤炭和运河，则是这座城市的经济命脉。

　　从一个卖脑力答案的所谓“文化人”，沦落到在臭气熏天的监室里，靠剥大蒜换取生存空间，这中间的落差，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心高气傲的灵魂。

　　当初卖的是无形的答案，想着走捷径发财，如今剥的是有形的大蒜，闻着刺鼻的气味赎罪，命运的账本，早就给你算好了每一笔烂账。

　　它不会立刻找你清算，只是用你闻不到的方式，在你最得意忘形的时候，悄悄递上那张催命符，上面就写着两个字，咧熊。